【编者按：2017年，当我终于阅读完了这本厚厚的上下两册《阿特拉斯耸耸肩》，我急切的想知道更多读者眼睛里的安.兰德女士和特朗普先生。就当时而言，研究者或者说洞察者有，但并不多。来到今天的时点，可以理性分析特朗普先生的中文文字就更少了，因为口诛笔伐代表着主旋律。我将当时摘集的其他研究者观点汇集一起，加上了标题，希望对于有缘阅读的朋友加以参考。
需要声明的是，我赞同大部分的观点和预言，但是并不完全认为这就是特朗普先生或者说是美国的真相。因为，没人会知道真相！】
一、安.兰德的生平和哲学观形成
安·兰德
1926年2月10日，一条来自欧洲的德·格拉斯号游轮驶入纽约港。在甲板上欢呼跳跃的乘客中，有一位刚刚过了21岁生日的犹太女孩，她面对越来越接近的自由女神像，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留在美国！安·兰德后来回忆刚到美国那个傍晚的兴奋之情：“我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的时候，正在下雪，零零星星地飘着几个雪珠子，我哭了起来，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雪花和泪水总是掺杂在一起”。
她的本名叫艾丽斯·罗森鲍姆，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位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对浪漫的童话没有兴趣，爱看改变世界的英雄故事。她狂热地喜欢电影，九岁的时候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读了大学之后，又迷上了哲学。她为好莱坞电影中的世界所倾倒，“那是一个我有朝一日一定得在其中成长的世界，一个我一定得接触的世界”。
来到美国之后，一贫如洗的她靠写剧本和小说谋生，改名为安·兰德，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一步步得到社会的承认，1943年出版的小说《源泉》大获成功，随后又花了11年时间，创作了另一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虽然不为学院派和主流文学界认可，却赢得了惊人的市场效应，成为常销不衰的作品，发行量在美国号称为仅次于《圣经》，成为20世纪美国最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她打出了客观主义的哲学旗号，创造了一个与基督教义相反的利己主义新宗教。
这个世俗化的新宗教吸引了一大批门徒，布兰登和佩可夫先后成为安·兰德小团体中最忠诚的追随者和继承人，办学院、出版刊物、发展会员、周游全国演讲。她的信徒大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中产阶级精英，还有华尔街的银行家、笃信个人奋斗的创业人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好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安·兰德/杨格/重庆出版社/2013年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可能会铸就她的一生，安·兰德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商业经营头脑的犹太药剂师，他在圣彼得堡拥有一家大药房，十月革命以后被布尔什维克充公了，后来全家迁徙到克里米亚，又开了一家药房，仍然难逃国有化的命运。从小在高亢的集体主义理想和缺乏安全感的个人恐惧之间挣扎的安·兰德，对以神圣的崇高名义而要求牺牲个人的各种集体主义乌托邦终身都心怀警惕，视为宿敌。
她从仇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而始，讨厌一切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谈到它们，每每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她说：“所谓某一集体的‘公共福祉’——种族、阶级、国家——是有史以来每一次暴政的堂皇借口和旗号。历史上每一次大恐怖都是以某种利他主义动机的名义犯下的。任何自私的行为可曾造成过由利他主义信条犯下的这些流血和屠戮？”稍微懂一点政治哲学的都知道，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但安·兰德恨屋及乌，担心从慈善的利他主义会发展为福利国家，从福利社会主义又会蜕变为令她童年恐惧的极权主义，于是将它们一锅煮，将基督教、福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统统装进一个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大箩筐之中，大加鞭挞。
与罪恶的利他主义相反的，是安·兰德最为欣赏的利己主义。她直言不讳地说：“人类（包括每一个人）本身是自己---而非别人---的目的，他为自己而存在，既不要为别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要别人为自己牺牲。追求合理的私利和个人幸福便是其生命最高的道德意义。”这类惊世骇俗的利己主义话语，在许多人看来是想得说不得，或做得说不得的，但安·兰德以一种人生哲学的方式，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旗帜，令他们感到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安兰德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私利追求者，一种是在生产中追求私利，为人类创造财富（Make Money），另一种是在抢劫中追求私利，指那些躺在福利政策下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二种人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完全是两类人，前者是发明家、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支撑了整个世界。后者不从事生产，只是热衷于重新分配。将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口袋。那些在抢劫中获得私利的寄生虫们，打着利他主义的旗号，毁灭的正是真正的利己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与财富。安·兰德大声疾呼要颠覆传统的道德观，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诚为自我的利益创造财富的人，“人们被教导自我是罪恶的同义词，无私是美德的理想。但创造者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主义者，而所谓的无私者正是那种不会思考、感觉、判断和行动的人。”
可以想象，当特朗普与他的亿万富翁所组成的政府团队们，读到安·兰德的文章，会如何的会心一笑，而安·兰德若地下有知，晓得她的粉丝们入了白宫，又将如何的兴奋莫名，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正是她心目中的道德化身。她坚定地认为，自利和自私是经济理性人的首要美德，自私的意涵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道德的本质。没有人能为了他人而活。他不能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他的身体一样。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头脑，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生具有追求幸福——私利的权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种美德；要实现这一权利和美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
特朗普说过，他当选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奥巴马推行的全民医保。安·兰德的忠实门生伦纳德·佩柯夫早就论证过：穷人的医保只能作为一项慈善事业，不能由政府通过法律强制推行。社会化的医疗保险不仅不切实际，无法运作，而且从理论上说根本是不道德的！佩柯夫也强烈敌视外来移民：“如今，我们是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的试图成为寄生虫者会越过边境，以寻求政府的施舍物。对美国人来说，让外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就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强制美国纳税人做出牺牲，以支持来自全球的卑鄙之人。”安·兰德与她的信徒们为特朗普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早早准备了道德的理由，因为养活那些揩油的外国移民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
反对利他主义，只是消极面，安·兰德真正要塑造的，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个人英雄观。她说：“我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他自己的幸福当作他人生的道德目的。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是他惟一的绝对标准。”
这里要注意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成就”。安·兰德从小就是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优等生，聪明、知性、能干，在智商上高人一等。她只相信自己的理性，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别过两种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终极价值关联，区分是非、善恶、美丑，而工具理性则与价值剥离，只是通过最有效的途径，以实现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
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的奥秘所在，而安·兰德所说的理性主义，正是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精神。在她看来，理性的道德观不是划分善与恶，而是区别积极与消极。理性的人是积极的，是创造者、生产者、个人主义者，不理性的人是消极的，是寄生者、模仿者、集体主义者。显然，商人最符合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他就是工具理性的人格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