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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喜怒-《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书分享

作者:张家卫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书分享

我上学时读世界史,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


我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


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要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


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


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



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


学者林沄曾对“王”字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发现“王”字本是斧钺(fǔ yuè)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臣,像屈服之形也。” 伪孔安国《传》讲:“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 唐人孔颖达疏《礼记》也说:“臣,谓征伐所获民虏也。”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


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的,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


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


《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


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说欧洲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帝国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爷爷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


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爷爷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


以上摘编自《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张宏杰。


TWG Tea Club Canada 读书会第141期


2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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