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个世界(68天)

作者:张家卫




纳粹利用恐惧和惧怕的心理控制民众,他们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并不是关押犹太人,而是关押德国的反对人士,以后才大规模复制到了犹太人集中营。

我在这些展区徘徊,不忍多看,寻了座位坐下,耳边响起导览机的声音,是德国的马丁神父在二战后的1946年写的一首忏悔诗:

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神父的这首诗,流传甚广,导览机里也诵读了这首诗,我放在今天的【散记】文字中,甚至不确定会不会被企鹅和谐,但还是放了,和谐了就再删吧。


如果这也不能放,还能说些什么呢? 难道连600万犹太人曾经的绝望,无数旁观者的忏悔也不能讲吗?!

有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医生》,作者的名字是利夫顿,他是犹太人,是一名几乎终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题的精神病理学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洗脑运动和文革现象,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世界。


这一次,在这本书中,他将研究对象指向了纳粹集中营,聚焦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医生角色,因为这些被称为“纳粹医生”的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 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写了一个《纳粹医生》读后感,她写道:

在这个金字塔型的责任体系中,元首和纳粹高层的作用最为关键。 某种意义上,他们为善均衡恶均衡的转换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交由惯性即可完成。

因此,在恶均衡形成的过程中,普通人最大的恶往往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懒惰。 他们只需在一个危险漩涡形成的过程中保持高枕无忧的姿态,就可以以其重量成为这个漩涡的动力之一,而当这个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快、即将其吞噬时,想要挣脱它就为时太晚。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有很多因素促成当时时代的洪流 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纳粹主义的话语系统对于纳粹医生合理化恶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将一个种族主义的故事包装成一种科学乃至美学,它抽去了邪恶的邪恶性。

换言之,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 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