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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个世界(68天)

作者:张家卫




纳粹利用恐惧和惧怕的心理控制民众,他们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并不是关押犹太人,而是关押德国的反对人士,以后才大规模复制到了犹太人集中营。


我在这些展区徘徊,不忍多看,寻了座位坐下,耳边响起导览机的声音,是德国的马丁神父在二战后的1946年写的一首忏悔诗:


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神父的这首诗,流传甚广,导览机里也诵读了这首诗,我放在今天的【散记】文字中,甚至不确定会不会被企鹅和谐,但还是放了,和谐了就再删吧。



如果这也不能放,还能说些什么呢? 难道连600万犹太人曾经的绝望,无数旁观者的忏悔也不能讲吗?!


有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医生》,作者的名字是利夫顿,他是犹太人,是一名几乎终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题的精神病理学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洗脑运动和文革现象,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世界。



这一次,在这本书中,他将研究对象指向了纳粹集中营,聚焦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医生角色,因为这些被称为“纳粹医生”的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 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写了一个《纳粹医生》读后感,她写道:


在这个金字塔型的责任体系中,元首和纳粹高层的作用最为关键。 某种意义上,他们为善均衡恶均衡的转换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交由惯性即可完成。


因此,在恶均衡形成的过程中,普通人最大的恶往往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懒惰。 他们只需在一个危险漩涡形成的过程中保持高枕无忧的姿态,就可以以其重量成为这个漩涡的动力之一,而当这个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快、即将其吞噬时,想要挣脱它就为时太晚。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有很多因素促成当时时代的洪流 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纳粹主义的话语系统对于纳粹医生合理化恶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将一个种族主义的故事包装成一种科学乃至美学,它抽去了邪恶的邪恶性。


换言之,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 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



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immler)曾经一再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话语系统中,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最健康向上、最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老弱病残等等代表了病毒污染 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神话,杀戮被反转成了拯救,施恶是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杂草是为了庄稼更好地成长。


书中有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尽管纳粹德国最后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但在有关犹太人的各种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字眼。 纳粹使用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终绕开字,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围绕着拯救而非杀戮展开其话语。


在《革命的不朽性》中,利夫顿曾经指出,集体主义的话语(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国家等等)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通向不朽”——个体生命转瞬即逝,而群体却生生不息,因此,人们通过依附集体靠近永生、平息对死亡的恐惧。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 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


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于是,真实的信仰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即使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表演性的,当一个医生手上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后,他也会因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将表演性的信仰转化为真实的信仰。 事实上,他手上的鲜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说服自己种族优劣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刘瑜副教授剖析的深刻,国人能懂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走入犹太大屠杀历史馆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和劳工营展示区,《辛德勒的名单》电影中那些熟悉的犹太人囚犯人像,那些标志性的蓝白相间条形服装,以一种实物的形态,如此真实的映入眼帘的时候,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又 仿佛听到了死神的狞笑。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他们每一个都曾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普通人的梦想,却全都被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无情的灭绝了。


一封存世的信上哭喊道:“我们已经到了最底层,啥也没有了,包括我们的名字。 ”


终于走到了5000英尺棱状通道的最后——名字堂(Hall of Names),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媒体上看到的那副撼动人心的图片。



巨大的圆形穹顶上,贴满了600张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犹太人照片,穹顶的下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水坑,象征着他们的坟墓,600张面孔倒映在水中。



禁不住的唏嘘,每一个人都有一张人类的面孔,而每一张照片影像着的都是一位犹太民族的普通人。


环绕展厅的圆形档案架上,收录了300多万受害人的档案,而那些尚空的架子,传递的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因为还有数百万人的姓名无从得知,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为了找回犹太大屠杀中所有被害人的姓名,纪念馆一直在做着这件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还在不断寻找线索来确认其他死难者,我们将竭尽所能去了解他们是谁。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图书馆馆长罗泽特说。


最后一个展区,序号为10,空空如也,音乐缭绕,墙上变换着遇难者或者幸存者们当年写的信件,看着让人心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事实上,1942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是有计划、系统性、坚决的,当消息开始传到盟国,传到全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反映是冷漠的。


罗马教皇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中立。 虽然确认欧洲犹太人正在大规模的被杀,但英国等盟国并没有把这事当作首要事务,他们“认为一切目标的首要是让德国人投降,而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坐下来与他们谈判。 ”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子孙后代要充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确保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不论是在犹太人身上,还是在其他人身上。 “罗泽特说。


——张家卫以色列百日散记(2022.11.10 第68天)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侧记》(二),明天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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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医生》,作者的名字是利夫顿,他是犹太人,是一名几乎终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题的精神病理学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洗脑运动和文革现象,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世界。”


微信读书上有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电子版,48万字。


教授的以色列百日行意义太大了。感谢每天的行走观察思考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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