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遇见李约瑟(二)2018.9.24

李约瑟先生是基督徒,但是对于强调“三位一体”基督的信仰看起来却并不是十分专一。1900年出生的他,小的时候便常常跟着父亲去伦敦的圣殿教堂,聆听长老巴恩斯的布道和演讲。巴恩斯说:“宗教在历史上往往客观上起着十分反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时却又与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英国内战期间的国会新军”。



因此,李约瑟先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以基督徒的身份,却可以接受人类对于其他宗教的个人体验,便来得非常自然。他自己后来信奉道教,还对于庙堂、回教堂、神社、犹太教会堂等都表示了相当的虔诚。作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运用科学知识,思考基督教学说的现实和实践,比如,彻底改变教会在两性问题、宗族问题和社会正义等方面的态度,贯穿了李约瑟先生一生的争斗。

1925年,李约瑟在一次旅行中,结交了一位波兰工人家庭出身的同行、马克思主义者拉普金(Louis Rapkine)。李约瑟后来回忆说: “拉普金使我们懂得怎样从底层来看生活,真正引导我们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29年-1939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10年。1931年6月29日,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召开,苏联代表团派出了庞大阵容,理论物理阿学赫森(Boris Hesson)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owton’s Pricipia ),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牛顿现象,其中不乏大量的批评语言。

李约瑟先生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们非常兴奋,除了称羡苏联的快速崛起,还认为这一新的视角为平庸、保守的科学主义讨论提供了更加宏大的理论体系,称这是“首次接触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日期。”

阅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记忆起上世纪1917年11月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结束的前夜,俄国十月革命一生炮响,红色苏联诞生了,为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红色力量,挑战着旧有的世界秩序,有竞争也有合作。

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两个阵营秩序打乱,红色苏联成为英美法的盟友,而德国成为盟友们的对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为首的以西方阵营为主的 “北大西洋条约” 组织 (简称 “北约”) 于1949年4月4日成立。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于1955年5月14日成立,从此开始漫长的“冷战时期”。

1929年,29岁;1931年,31岁;1937年,37岁,1939年,39岁;1945年,45岁,1949年,49岁;1955年,55岁……这是李约瑟先生年富力强,最具活力和批判精神的时代。

遗憾的是,那位引起第二届国际大会巨大反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郝森,1937年被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


王钱国忠先生


1991年9月14日,李约瑟先生为王钱国忠先生撰写的《李约瑟与中国》一书作序,他写道:“1937年,有三位中国留学生从中国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给我的影响远比剑桥大学给我的为大。”

非常多的观点认为,李约瑟先生作为地道的英国人,变得如此喜爱中国,并且从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转而成为研究中国科学文明史的学者,并撰写宏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原因便是因为红颜知己鲁桂珍女士。

因为,李约瑟先生曾说:“从此,木已成舟,我一心一意钻研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变成一位历史学者了。”

李约瑟还说:“我略知汉字时候已经37岁了,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甚至拿了圣保罗去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皈依作为例子,说明了自己对于中国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