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好日子还是来了
晚上睡不着,点开电影频道,随意划拉,就看到了一个大红的银幕,然后飘出来四个大字“没完没了”,是从天空上飘出来的。


《没完没了》是由冯小刚导演,葛优、傅彪还有吴倩莲主演的,1999年12月的贺岁片,拿了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的第二名。
冯小刚的新作《抓特务》,这段时间受到了好像全国人民的不待见,长得不好看人却不错的韩红也因为一句“走个面儿”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好像她才是隐藏在好人里最大的坏人,更有人拿着她与郭美美品头论足。

一直想说几句,却又懒得说,也没话说,不讲理的时代,“讲理”是个扯淡的事儿,因为已经说不清“理”字,“唯一标准”的那个“理”字已经遁了。
《没完没了》,说的是葛优饰演的韩冬,有一辆那个时代特拉风的“依维柯”中巴车,他长租给傅彪饰演的旅行社老板阮大伟,可这阮大伟欠了韩冬一年的租车费98000元,一直不给,于是韩冬就生气地“绑架”了阮大伟的女友——吴倩莲饰演的刘小芸,逼阮大伟还钱。于是乎,在这三人之间,就云里雾里地发生了一连串的荒诞故事,可就在这些滑稽的周旋中,逐渐显露出每个人的善意,也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美好期望。
电影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人,是小人物,可都是好人,没有坏人,更没有特务。
其实,冯小刚拍了好多部贺岁片的,记得的有《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还有《大腕》、《手机》和《非诚勿扰》。
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导演的《1942》,还有《天下无贼》、《芳华》和《集结号》。
在我的认知里,冯小刚是个有才华的好导演,至少他用电影的方式让我记住了我们曾经走过的时代,因为我也很像他电影中的小人物。
冯小刚这次的《抓特务》翻了车,好多人吐槽电影的内容,其实这部电影源于的是小说和老电视剧的《无悔追踪》,反思的恰是“抓特务”的年代和人和事儿,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电影名字《抓特务》,没有交待,没有引号,因此动了全国人民赞或者不赞的敏感神经。

不过,这样的电影名字符合冯小刚的风格,只是这次他错了,他以为他看得懂时代,可当下的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让你看懂,如果你看懂了,那么你就该拜拜了。
有的人说,冯小刚是故意的,好吧,也许。
回望1999年,其实并不算是个好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国企改革的下岗分流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城市里像是从平地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出现了大量开出租、跑运输、开餐馆、做旅游和倒腾小买卖谋生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下岗工人,也有主动下海的人。
韩冬就是这批人的一个,没有单位,没有权力,没有固定工资,他靠一辆中巴车和自己的劳动吃饭,那时候有驾照的人属于手艺人。阮大伟代表着当时刚刚兴起的另一类人,脑子灵活、善于应酬、敢于赊账、手里看起来总有生意,实际上没赚着啥大钱,他不是“资本家”,而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民营小老板。
那个时代,是一个包容的时代,是一个人人没钱却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赚钱,是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是一个相信明天我也会成功的时代,是一个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的时代。
这就是,1999年的观众们为什么能够笑,能够开怀大笑,为什么会喜欢冯小刚,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冯小刚给他们拍的这些好笑故事是真的。
《没完没了》的片尾,2000年的第一天,刘小芸回来了,韩冬打开窗户,对躺在病榻上的植物人姐姐说了一句充满希望的台词:“姐,好日子还是来了。”

《抓特务》,26年过去了,好日子是什么?难道是要当下的人们再回去抓特务的年代吗?

在《没完没了》的电影里,韩冬没有真正伤害刘小芸,刘小芸理解了韩冬,而阮大伟也并非不可救药。经过一番折腾,他们之间重新建立了信任。当年的人们相信,中国社会虽然粗糙,但人心基本是热的,市场虽然乱,却可以通过人情得到补救,中国人都是好人。
那时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社会充满活力,满地的创业机会,社会包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是人们的普遍共识。
所以,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以及电影一直火,他也从小人物跃升到了精英人物。有的人说,他是大人物,不是的,在中国社会,凡草根阶层跃迁起来的人物充其量算是精英人物,真正的大人物是看不起他们的。所以,真正的大人物们逮着机会,就会让这些精英人物变回到小人物,甚至变回尘埃。

经过20余年的腾挪奋斗,阮大伟刚刚觉得自己像个企业家了,资本家的称呼回来了,今天的韩冬不会再包容他了,他是剥削者,是坏蛋,韩冬认为他的悲惨生活正是被阮大伟害的,他与之的关系越来越势不两立。
吴倩莲饰演的刘小芸,现在的她会很功利,她不会再有电影中的清纯和包容,更不会相信爱情,她不会从新加披再回来的,与不成功却是好人的韩冬牵手走到一起。

他们的变化是他们自己变的吗?不是,是时代的语境变了。时代正在把韩冬和阮大伟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时代正在把老板与劳动者、平台与个体、房东与租客、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变成零和的博弈,究竟是谁破坏了规则,造就了这个时代呢?
是冯小刚们吗?不是!
韩红的躺枪,不是“小人物已经提不起对社会的兴趣”,而是现实中的普通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被边缘,因此他们不再愿意接受所谓的文化精英们再替他们定义,引导他们的消费。

其实,普通人们只看到了精英们的台前表演,却没有看到真正让他们边缘化的幕后操手。至少在当下,尚有精英们愿意以小人物的代表而舞文弄墨,再以后,当所谓的精英们也都遁了形,芸芸众生就只能自求安福了。
再或许,“全民警惕、人人怀疑”的抓特务时代真的会再来,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时代能吃饱饭就是奢侈了。

贺岁片兴盛的时代,“给个面儿”是一种百姓式的亲近感,大家都像老熟人,像胡同里的老邻居,有共情。你成功,你是我的榜样,我祝福你,明儿说不定我也会成功。观众买张票,就像参加了一场集体过年。可到了今天,再说“走个面儿”,就不一样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凭什么还要我来花钱照顾你们的面子?”
周星驰刚刚上映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同样引来了不少的质疑,因为观众不笑了,于是乎,有人说“周星驰也已经过气了”,“江郎才尽”更是成了网络上最多出现的词汇。

喜欢周星驰的人很多,《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少林足球》里的拾荒者和失意球员、《功夫》里的街头混混,都是些小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可这种叙事为什么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特别火呢?
其实,与冯小刚的电影异曲同工,那时候的人们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却普遍相信三件事:社会正在向上流动,小人物也可以凭本事改变命运,今天的不成功只是明天成功前的序章。
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
同样一句“给个面儿”,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且被冠上了“道德”二字,你说是谁之过呢?
不知道啥时候,“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资本野蛮生长”、“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了公共语言中的高频词汇。资本天然贪婪,企业家的财富来自剥削,普通人的困境是资本家的罪恶,有钱、有名、有资源,本身就值得怀疑,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社会共识,尤其是在网络上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声讨话境。

决策层应该是也意识到了当下社会预期和舆论环境出现了问题,因此不断出台重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文件以及召开各式各样的大小座谈会,可当下最难的是让人“相信”啊。
企业家最怕的不是某一次监管,而是身份和规则的不确定。今天被称为改革先锋,明天就被称为资本大鳄,后天又被要求提振信心、扩大投资,这种语义的摆动本身大大影响了企业家的长期预期。
《没完没了》里的北京并不豪华,人物也谈不上富裕,但城市有一种生命力。钱在流动,机会在产生,人与人的关系虽然不规范,却在不断建立。最重要的是社会相信这些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更不是特务。
好消息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的票房竟然开始节节攀升,已经过了9亿,据说是因为影院里的孩子们喜欢,他们不停地笑,笑声一片,带动了本来不想笑的那些成人们。

其实,现在的成人们,在1990年代,也曾孩子般地笑着,相信女足一定可以永远赢,也相信男足终有一天也一定会赢。
洗洗睡吧,要不然真的会“没完没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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