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海大的一个学生文翰正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读研，还是很兴奋，见一见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老友重逢”。这些年轻的90后们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还会有心情与我们“共进晚餐”，那就是还念着我们曾经拍过他们的“马屁”，或者是我们还有资本值得他们“拍马屁”。
从剑桥驾车去伦敦，80多公里，一路很畅通，基本上是高速，车流不息但是很有序。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李老师搭我的便车前往伦敦开一个很牛掰的“第八届欧洲科学史大会”，两小时行程下来，我说：“找个时间好好探讨下你的{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如何求学海外研究科学史并报效祖国}的课题”。
文翰老远看到我下了车，飞快的跑过来，一边喊着老师，一边用他那壮硕的身体抱住了我，搞的我倒有点不大自在，心里却是非常温暖。我的学生不多，但凡是认了学生的，彼此之间的感情便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很真挚的帮助他们，学业之外，希望他们可以从我的身上学习到一点什么，希望他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伦敦帝国理工”的牌头不小，用文翰的话说：“在中国的名气比英国大！”我问：“这就是你选择的理由之一？”他点了点头。
其实，人家的正式名字是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根本就没有“理工”二字。而正式法律名称是：帝国科学、工程及医学院（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这个名字比较靠谱，理工确实是帝国学院的强项。
文翰带着我围着学院转了一大圈，尽管事先知道这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帝国理工”南肯辛顿本部校园不大，但是这“小”的程度还是令我大跌眼镜，慢慢悠悠20分钟的步行路线吧。
校区的建筑比较陈旧，并无历史感很强的建筑。四四方方天井一样的校区中央，耸立的女王塔显得鹤立鸡群，说是从前保留下来的唯一建筑物。这塔顶着一个圆形的绿色帽子，令我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原来我们中国的央视“大裤衩”、苏州的“秋裤楼”并不孤单，尽管女王这绿帽子也许蕴含着人家通天的大学问……阿门！
“伦敦帝国理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分分合合，后来属于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一直到2007年“帝国理工”百年校庆的时候，才正式独立出来。想起了中国大学的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是醉了。“强”和“大”这两词，搞明白好难！
本部校区虽然并不起眼，但位置极佳，旁边就是久负盛名的海德公园和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周边则聚集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皇家音乐学院以及皇家地理协会等大牛机构。最有意思的是街边的大提琴手和玩杂耍的街头艺人，我看了一会，文翰说：“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这里……”
商学院看起来不仅仅现代，也显得气派很多，说是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校友2000年时候捐了2700万英镑建的，因此商学院开始的名字是“田中商学院”。后来不知怎的，这田中因为被发现是个“庞氏骗局”操盘者，犯了事，于是这商学院就默默的改叫“帝国商学院”了。后来，这商学院的大门被女王钦点为帝国理工的正门，因为帝国理工其他的门实在是太破了。
商学院的学生通常喜欢穿西装，打个领带，一般还愿意提个包，不大看得起对面陈旧建筑里面的理工科学生，而理工科学生更不屑这些个自以为是的商科男女。我问文翰，你觉得呢？他说：“商科生确实挺能装的！”
天下事，其实颠三倒四的看基本就是一个套路，互相看不起又互相羡慕，恨不能这好事都是自己的，有官位、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有好爹好妈、有财富还要人长得帅或者漂亮、有人疼有人爱还要自己小脾气任性的耍……
就比如这理科和商科，如果没有超级牛的技术和产品，你这商科的牛皮吹上了天，也是“吹牛”或者干脆就是“江湖骗子”。而这理工科，兢兢业业的发明创造，有了好产品，没有好的商业模式，“好酒也怕巷子深”。说来说去，这就是一个社会分工的学问，大学分科如同社会分级、分行业一样，没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还有造福自己之分。
透过路边一建筑的玻璃门看到一发动机模样的机器，文翰刷卡走了进去，这正是劳特莱斯（Rolls-Royce）的发动机样本。在英国，劳特莱斯不仅是知名的汽车制造商，还是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商，英国那些很牛的战斗机引擎用的就是劳特莱斯发动机。
帝国理工与劳特莱斯的合作教学传统悠久，2010年还在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系下设立了一个新的核科学和工程研究培训中心，目的不仅仅是研究，更是让来自 材料、化学工程、化学技术、地球科学和工程、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有可能接触到与最先进劳特莱斯（Rolls-Royce）的合作，获得最前瞻的行业培训和行业知识。
海大的时候，文翰创办的“布客生活”读书会是我创建的“心海沙龙”咖啡的常客，我参加过他们的两次活动，一群有思想的海大年轻人。回忆起这些，我们便走进了学生酒吧，好宽敞的一个院落，挤满了一簇一簇各种肤色、高谈阔论的学生。文翰买了两杯英式果味啤酒，我俩也找了个桌子坐下，侃起大山来。
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么多呢？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家长）太重视学历了，而英国的年轻人已经过去了“唯文凭论”的阶段，更注重职业技能培训。中国学生普遍富裕，英国大学自然喜欢高昂的学费收入。
“帝国理工”的英国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基本上“非富即贵”，这已经是英国高校教育的一个特有现象，即家族“非富即贵”的后代会选择继续学历深造之路，而平民阶层选择职业技能培训之路。
如此的年轻人分化选择，岂不是会固化英国现有的社会分层或者说阶级分层？这种固化事实上已经形成，只是英国社会对于这种固化非常的认可和认同，精英和平民之间相遇而安，各尽所能，角色不同但并无互相之间的歧视和妒忌。如同一个银行家去了咖啡馆，酒保并无任何低三下四之道理。
中国如此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中国的全民物质社会还远远没有形成，尚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再继续努力奋斗几十年。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还在于“平等”“自由”公民理念的教育和养成，否则难以有一个持续稳定、和谐平和的社会基础，只能依靠强势政府来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
文翰对于上世纪的荷兰裔美国作家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很推崇，我们聊了《人类的故事》、《宽容》和《圣经的故事》。房龙在《宽容》的最后一章就历史的本质有一个精彩的注脚，那就是“恐惧，是所有宗教专制的根源。”
文翰说：“就宣传而言，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聪明。”
“为什么呢？ ”我问。
文翰说：“中国的电影总是让好人说中国好。而美国的电影总是让坏人说美国不好，结果谁说美国不好，谁就变成了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