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卫
2020萨省百日散记第96天
王小波不喜欢孟子，认为他的言论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口气。
但是，孟子却在加拿大人权博物馆里榜上有名，他上榜的理由是：“Chinese thinker Mencius says ordinary people are as important” (中国思想家孟子说-普通民众同等重要)。
难道是老外不懂中国文化？！其实，无论是谁？都说过好听的话，也说过难听的话，辨别的道理，便在他说话的背景和目的。
王小波，百度百科上写着：中国当代学者、作家。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年仅45岁，其时，妻子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写的一些随笔，他去世前，才将这些随笔编成了合集，准备交付出版。序言中他写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落款的时间是：1997年3月10日。
《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很多文字，调侃中的很多句子是非常犀利的，换成今天，我觉得他的书恐难以顺利出版。平心而论，应该感谢他，他事实上是为沉默的大多数解了围，他没有批判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挖苦都没有。
他在书中写道：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按照他的标准，我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沉默大多数中的一员，哪怕距离他写作又过去了20多年。
我还是不敢写，写了也没有用。就鸵鸟一样的把他的语言摘录来一些，作为警示或者反思，当然也可以作为靶子来批判。
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
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罗，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么都不信的相信有坏人。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
姚文元也算个知识分子，却喜欢咬别的知识分子，带动了大家互相咬，弄得大家都像野狗。他就是这样腐化了社会。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
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
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
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
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
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
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道德作家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则往往不容他申辩，只是剥夺他一切优点，夸大一切缺点，把他置于禽兽不如的地位。
资本家做缺德事时总要标榜些礼义廉耻，可是安德谢夫却言行如一，他自称“绝不要脸”，弄得声名狼藉。
很不幸的是，接轨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增广了见识，坏的一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
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
——张家卫庚子年百日散记（2020.12.27第96天）
跨年演讲倒数第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