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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沉默的人(第96天/2020)

作者:张家卫

2020萨省百日散记第96天

 

王小波不喜欢孟子,认为他的言论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口气。


但是,孟子却在加拿大人权博物馆里榜上有名,他上榜的理由是:“Chinese thinker Mencius says ordinary people are as important” (中国思想家孟子说-普通民众同等重要)。


难道是老外不懂中国文化?!其实,无论是谁?都说过好听的话,也说过难听的话,辨别的道理,便在他说话的背景和目的。


王小波,百度百科上写着:中国当代学者、作家。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年仅45岁,其时,妻子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写的一些随笔,他去世前,才将这些随笔编成了合集,准备交付出版。序言中他写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落款的时间是:1997年3月10日。


《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很多文字,调侃中的很多句子是非常犀利的,换成今天,我觉得他的书恐难以顺利出版。平心而论,应该感谢他,他事实上是为沉默的大多数解了围,他没有批判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挖苦都没有。


他在书中写道: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按照他的标准,我属于弱势群体,也是沉默大多数中的一员,哪怕距离他写作又过去了20多年。


我还是不敢写,写了也没有用。就鸵鸟一样的把他的语言摘录来一些,作为警示或者反思,当然也可以作为靶子来批判。


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


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罗,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么都不信的相信有坏人。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


姚文元也算个知识分子,却喜欢咬别的知识分子,带动了大家互相咬,弄得大家都像野狗。他就是这样腐化了社会。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


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


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


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


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


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


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道德作家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则往往不容他申辩,只是剥夺他一切优点,夸大一切缺点,把他置于禽兽不如的地位。


资本家做缺德事时总要标榜些礼义廉耻,可是安德谢夫却言行如一,他自称绝不要脸,弄得声名狼藉。


很不幸的是,接轨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增广了见识,坏的一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


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

——张家卫庚子年百日散记(2020.12.27第96天)



跨年演讲倒数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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