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也都知道日本现代史上的崛起起源于明治维新。
有的人会以为是一场“革命”，如果看过《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人，又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天皇“明治”，所以才会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有人不明就里，为什么好端端的明治维新反而成了日本人穷兵黩武的资本，他们的明治维新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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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以及论述，汗牛充栋，但说句心里话，我自己也是常常像风箱里的老鼠，东一头西一头，觉得谁说得都对，又觉得他们说的似乎都不大能回答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尤其是现代中国的主流学者，他们往往从中国人的荣辱观来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觉得不够客观。
东京百日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读，坚持分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尽管一些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并不认同书中的一些观点，但从实证论的角度看，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和预言，让美国人成功的实现了二战后对日本的改造，也让日本人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美国人带给他们的实惠和巨大进步。
《菊与刀》作者Ruth Benedict
前20天，已经阅读分享了《引言》、《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就各位》，并以小视频的方式分享在每一日的【散记】后面，华美嘉每一天都认真的将我的想法变成了声音和画面，非常感谢她。
今天，进入到《第四章 明治维新》，仅仅是开头的数页，我就觉得这一章似乎可以回答上面的那些问题，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视角，而这个视角非常重要，会澄清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让我们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比如，明治维新的成功究竟出自谁之手？是哪个阶层起到了决定性的力量？于是，这两天的【散记】就是阅读《第四章 明治维新》。
为了阅读顺畅以及清晰、简要的原因，我对原文进行了编辑并增加了我的一些注释和解读：
1867年，14岁的明治天皇上位，1868年，迁都到江户，更名为东京，意即东方的都城，进入到日本的东京时代，明治维新开启。
十六岁的明治天皇，1868年底从京都前往东京（图源 网络）
明治维新开启时，其宣传口号并不是“维新”，而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换句话说，就是企图抵御外部世界的负面影响，重回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10世纪黄金时代。
所谓日本10世纪黄金时代，指的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前半期。
他们为什么要“王政复古”呢？因为平安时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体制的最后一个朝代。这之后，以1192年伊始的镰仓幕府时代，又经过了室町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时代，一直到1868年德川幕府交权，明治天皇上位为止的近700年里，均是武士家族掌握政权。
这一次，天皇派的胜利，对天皇的支持者来说意味着洗刷耻辱和驱逐外国人；意味着重建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剥夺“改革派”在各种事务中的发言权。
强大的外样大名（有点像中国的地方诸侯）掌控着日本最有势力的藩国，他们成了推翻将军幕府的先锋。他们希望通过“王政复古”来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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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只想变更一下当权者，并不想改变体系。农民希望能多留下一些稻米，但同样讨厌“改革”。武士想要保留自己的俸禄，并能挥刀作战以赢得更多的荣誉。商人从财力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军队，希望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也从未责怪过整个封建体系。
当1868年反德川家族的力量胜利后，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即天皇与幕府将军的双重统治结束。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将推行的一定是极端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可是所有人都想错了。
事实上，从第一任开始，新政权就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它掌权几乎不到一年，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土地登记簿，并且把农民本应该交给大名的40%的税收占为己有，但在没收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补偿。政府分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他原本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也替大名免除了养活武士家臣和承担公共建设开支的义务。和大名一样，武士阶层从政府直接领取俸禄。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新政权又粗略废除了阶层之间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譬如，它规定用徽章或服饰来区分种族和阶层是非法的——甚至脑后的辫子也必须被剪掉——贱民们被解放了。
新政权又撤回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移除了隔离各藩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了1876年，大名和武士的俸禄又被换算成偿还期为五到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金额可大可小，主要依据每个人在德川时代领取的固定收入而定。这笔钱使得大名和武士有资金在新的非封建经济中开创事业。
幕末时期武士照片（图源：网络）
“这一步最终巩固了商业金融巨子和封建土地贵族之间的特别联手，而这种联手在德川时代已很明显。”
明治政府雏形期的这些重大改革却并未受到民众欢迎，而且不断受到挑战。
比起改革举措，民众对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鲜一事更有热情。但明治政府不仅坚持进行激烈的改革，还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它的施政方针违背了多数曾为其上台浴血奋战过的人们的意愿，于是在1877年，反对派的领袖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结果他的军队被明治政府召集的一支非武士的自愿军打败了。
农民的不满也很强烈。在明治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1868—1878），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可也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说明大势所趋，也说明支持改革的力量要更强大。
那么，究竟是这个“政府”中的什么人在推行这些激烈而不受欢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草根精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改革推动事实上也是由草根精英们推动和实践的。
这些低等武士在为大名当家臣管家时学会了治国才能，并运作和管理着采矿、纺织、造纸等封建垄断行业。而这些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地位，并在阶层内部普及生产技巧和知识。
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变得这么精明能干且把握现实的。
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就和今天的泰国一样弱小，却产生了一批有能力的领导人，构想并落实了最有政治风范的成功改革，远超其他国家。这些领导人的强项和弱点其实都深植于传统日本人的性格之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治家们虽然把西方作为自己的老师，却根本没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心中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国。他们不是打破传统者，因而没有抨击或者摧毁封建阶级。
这些政治家只是用丰厚的俸禄诱惑封建阶级，令其转而支持政权。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推迟十年才这么做，与其说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明治初期国库匮乏。
但是这些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明治政治家却拒绝一切终止日本等级制度的想法。王政复古已经简化了过去的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的地位，使天皇位居顶峰。在王政复古后，政治家们又通过废除各藩，消除了忠于封建领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打破等级制的习惯，只是给了这些习惯一个新的位置。
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日本新领导人为了向民众推行卓有成效的纲领，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他们通过交替采用“索取”和“恩赐”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晚清后期的戊戌变法，意欲实现的就是与之相似的君主立宪制度，当然，最后胜出的是推翻帝制的革命派，孙文先生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前一句与“攘夷”、“驱除夷狄”相似，后一句就不同了，革命者的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大中华。
袁世凯应列入事实上的革命者阵营，他在清帝逊位、大清朝终结的历史节点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后来的恢复帝制，即意图再行光绪帝生前未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后人贬损不一。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在用中国近代史的磨难来对比日本近代史的起伏跌宕。
明治政治家们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恩赐手段之一，是1889年以天皇的名义 对他的子民颁发了一个《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这一宪法，是那些“阁下们”在批判研究西方世界的各类宪法后，精心起草了这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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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曾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遇到的问题咨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写下了自己的意见给伊藤。在等级制度的议题上，斯宾塞写道：
日本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有利于国民康乐的无与伦比的根基，应该对此加以维护和培养。他说，对上级长辈的传统义务以及超越一切的对天皇的义务，都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日本可以在它的“上级们”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许多在个人主义国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难。
明治政治家们很满意，因为斯宾塞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本来的想法。他们意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遵循“各就其位”的优势，并且维护等级制习惯。
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经济领域，明治政治家们都规定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各就其位”的职责。他们的整个纲领和英美截然不同，以致美国人通常会忽视其基本要点。
宪法颁布仪式图（东京都立图书馆）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的改革是坚决的，虽有天皇授意和支持，但改革的核心政治家来自于原来的草根精英，换句话说，刚刚走出将军幕府统治阴影的天皇，亟需用改革来证明天皇与时俱进的英明，他们渴望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那么，日本为什么后来又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呢？
我们注意到，打开国门，励志改革，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开始变得强大了，由于视野的开阔，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日本岛国的弹丸之地，而且认为日本民族才是东方世界最优等的民族，站在“各就其位”等级塔的最顶端。
在国内，日本虽然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用宪法的方式赋予人民地位，并设立了选举式议会，却依然保留了遵循“各就其位”、维护等级阶层的习惯，而且这一种传统习惯非常强大，而且深入人心。
比如说，政府掌控在位于等级制顶端的那些人手中，却从不包括选举出来的人物。在这个层面，民众依然没有发言权，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制顶端具有国家方向的绝对决断能力和实力，民主政体的制约机制有限。
1940年，这些政府最高层的组织者都是一些和天皇有“联系”的人、天皇身边的顾问，以及天皇御玺任命的高官——包括内阁大臣、府县知事、法官、国家级各局领导和类似高官。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在整个等级体系中享受不到这样的地位。
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了民众的意见，虽然它拥有一定的质疑或批评高级官员的特权，但它在任命、决策和预算等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
日本的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的真正区别其实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政权依赖的是整个民族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恭顺习惯，而这种古老的习惯体现在他们整个道德体系和日常礼仪中。
在最高决策的层面，“公众舆论”也不起任何作用，政府要求的只是“公众支持”。
日本学校把讲授国家神道的内容变成了讲授从神祇时代开始的日本历史，和对“统治万世”的天皇的尊敬，武士道精神被神话成一种“忠诚”和“信仰”。
图源：维基百科
虽然军队也进行了改革，认为军队应该是人民的军队，可明治政治家们认为军队应当位于等级系统的最高位置，不能受平民政府的控制。
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些措施写进宪法，但最高指挥部独立于平民政府早已是公认的惯例。譬如说，对比外务省和内政各省的大臣，海陆军的大臣们可以直接觐见天皇本人，因而可以以天皇的名义来强行落实他们的举措，无须向内阁同僚通报或者与之协商。
他们如果想要阻止一个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只需要拒绝委派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进入内阁。没有这类现役高级官员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
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行为不满，他们只需要召回内阁中的军方代表，就可以迫使内阁解散。
宪法中还有这么一条：“如果议会没有批准政府提交的预算，那么上一年的预算会自动成为政府今年的预算。”
正是依据这一个法条，尽管日本外务省一再保证日本军队不会轻举妄动，但关东军还是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正是因为军部领袖趁着内阁意见尚未统一时就支持战场上的指挥官这么做了。
那么，军队、内阁以及百姓如何反应呢？与其他领域一样：凡是涉及到等级特权，日本人都倾向于接受所有的后果，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该政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越权。
或者说，依据当时的“各就其位”原则，军部有特权这样做，因此既然做了，就做了，穷兵黩武的事儿也就发生了。
当然，就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以及中国晚清二十年和民国二十年的事儿，有一本书《激荡-晚清二十年》（作者：马勇）写的不错，当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因素多了，不一而论。
《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和视角从日本人的精神和性格角度予以解读，我觉得颇有启发，有一定的拨云见雾的感觉。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仅仅是一学习者而已，明天继续。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9.25，第21天）
【《聊一聊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明天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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