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王前教授去新姐的池袋东来顺饭馆涮火锅，聊了不少话题，其中有一个关于明治维新时代开启时的口号“王政复古”。
我觉得是天皇归位，回到幕府时代以前的天皇老子亲政的时代，王前教授则认为不然，所谓“王政复古”，不过是推翻了幕府的政治家们以天皇的名义实施他们的实际控制权而已，属于君主立宪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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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出身贵族或者上层武士，而是贵族门庭里的管家、门客或者是低层武士们的聚合体。关于这一点，我之前写过《日本历史上的草根精英》。
王前教授在日本三十年，主要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他的观点自然有代表性。回来后，我禁不住拿出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接着前读，继续阅读【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有关表述，笔记在这里，以作备忘：
日本的政治家们用尽心思把天皇塑造成一个神圣的领袖，并使他与喧闹平庸的世俗生活隔离开来。只有这样，天皇才能令所有子民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
把天皇说成是子民的父亲是不够的，因为家庭中的父亲，尽管肩负所有的义务，受到的评价却可能并不高。天皇只能是超脱所有世俗考量的圣父。
对天皇效忠是一种最崇高的美德，人们必须狂热地仰慕这个幻想中的、未被俗世污染的“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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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在拜访西方各国后，写道：这些国家历史的前进都是由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冲突推动的，这不符合日本精神。
他们回到日本后在宪法中写道：统治者是“神圣且不可冒犯的”，并且不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
天皇将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而非担负职责的国家元首。
由于天皇从镰仓幕府时期开始约七个世纪以来都不再是实际的统治者，因而很容易永久维持其在后台的角色。明治政治家们只需要在所有日本人心中，把天皇和无条件的最高美德——忠——联系起来。
在封建时期的日本，“忠”曾是对世俗领袖-幕府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告明治政治家们，如果想要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在新体制中做些什么。
在幕府将军兼任征夷大元帅和执政首领的那几百年里，尽管人们也对他“忠”，但反抗其统治的叛乱和刺杀的阴谋却也十分频繁。
对幕府将军效忠时常会与对各个封地的领主要尽的义务发生冲突，并且对后者的忠往往比前者更有强制性。毕竟，对自己的领主效忠是基于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而相比之下，对将军的忠则显得有些疏远。
在动乱时期，武士家臣也为逼幕府将军退位和拥立自己的封地领主而战。
明治维新的提倡者和领军人物为反抗德川幕府斗争了一个世纪，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效忠天皇。而此时天皇隐居幕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天皇的形象。
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正是从效忠幕府将军到效忠具有象征性的天皇的转变，才让1868年的天皇归位事件可以被称为“王政复古”。
可天皇依然继续遁世。他授予“阁下们”权力，但他本人并不执掌政府或军队，也不颁布政策。和以前差不多的那些幕僚——虽然他们经过了更好的挑选——继续执掌政府。
真正巨大的变化是发生在精神领域的，因为“忠”从此意味着每个人必须回报神圣的领袖，即最高祭司。这也是日本统一和永恒的象征。
人们的“忠”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天皇身上，当然也得益于一则讲述“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的传统民间神话，但是这一指出天皇神性的神话传说并不如西方人认为的那么重要。那些反驳天皇是神后裔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质疑人们是否应当对天皇忠诚；而接受了天皇是神后裔的普通百姓其实和西方人的出发点也不是同一个。
Kami这词被翻译成“神”，其字面意思是“头”，即等级制的顶端。
和西方人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和神之间并没有隔着鸿沟，任何日本人在死后都可以变成kami。在幕府时期，人们“忠”的对象是没有神性的等级制的头头。
能够把“忠”转移到天皇身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只有一个皇室贯穿历史。
西方人也许会抱怨：这种所谓的连续性其实是个骗局，因为日本继承皇位的规则不符合英国或者德国皇家继承规则。但这种抱怨就是抱怨而已。
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日本规则，它的皇室继承“从古至今”都没有中断过。
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三十六朝更替，但日本没有。它虽然也接受了各种变化，但社会构架从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变。
在王政复古前的上百年中，反德川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历史观的说法，而非神性后裔论，来推翻德川幕府。他们说，对等级制最高地位者的“忠”，就应该献给天皇一个人。
他们把天皇拥戴为国家的最高祭司，而这一角色并不一定是神性的。皇室的连续性比天皇是神的后裔更为关键。
近代日本尽了一切努力，使“忠”只特别针对天皇本人的形象。
【今天是《为什么日本不能没有天皇》（一），明天续（二）】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0.8，第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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