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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剧变的庚子年份——《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张家卫的读书笔记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 910日-), 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德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被称为全球知名的博学家,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有一部《崩溃》,再加上《剧变》,被用心人称作戴蒙德的“人类命运”三部曲,而且认为《剧变》是其中的的终章。


书的英文原名是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我看了中文叙述的书评,应该说有些误导。本书确实提到了丘吉尔的名言“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但绝没有大谈特谈“危机”中更多的是机遇,反而是就危机的必然形成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他给出的标尺便是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推导到“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


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他引用最多的个人危机例子便是他5岁时候发生的那次“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以及他在“剑桥大学生理学系二年级时候的一次专业选择”。


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觉得“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给予个人的创伤或者阴影更多的是对人面对死亡的无助,而天灾人祸总是如影相随。至于大学的专业课选择,于我们的人生而言,也许用“选择”更好,充其量是一次“抉择”,用“危机”这个词未免太大了。


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1942年的11月28日



实事求是的说,戴蒙德的《剧变》并无神秘之感,甚至说并没有脱离了我们的已知或者预期。中文书评的推荐有些夸大其词了,或者是迎合销售的“热词“而已。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剧变》这本书没有价值,恰恰想说的是他从一个生理学家的角度,用个人体验的方式,或者说用我们人人可以量身体会的方式,去洞察“神秘、威权、折腾“的国家危机,是一个好方法。不仅仅脱掉了披在国家身上的那层”神圣“外衣,而且让我们以同理心去观察和洞悉国家以及世界的未来,究竟会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作为我个人,我非常赞同戴蒙德老先生的研究方法。他说:“多了解不同人的经历并且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虽然每个人经历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当我坐在Qualicum Bay 汽车营地小木屋发呆的时候,我有了“十年十国” 的想法,其中的逻辑与戴蒙德先生的说法一致。我说:“以随机方式相识更多不同的人,归纳出来的一些普遍性规律,往往比权威或者媒体宣称的要靠谱太多,而且,他们总是撒谎。”


Qualicum Bay 汽车营地居住的小木屋

阅读《剧变》,我同样做了读书笔记,但是篇幅太长。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将这些分享给你们,我或许以后也会就哪些专题进行单独的写作。今天,就不念了。


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来自于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褒贬就不说了,中国因为发明了一个“妄议“的词汇,不仅仅让”坏蛋们“闭了嘴,”好蛋们”也闭了嘴。我相信,未来的一天,这个词一定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标签词,比如,“妄议的时代!”


好吧,那就说美国吧!如果我们把美国当作一个镜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动用我们的已知和大脑信息数据,去画出一个中国的模样。戴蒙德给出了12个因素的分析方法,我觉得并不神秘,更不难。我先罗列在下面,然后我会贴上戴蒙德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 关于“危机框架”那一节的全部内容,我觉得至少是现在,这是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可以让我客观的看待美国,想象着中国,然后延伸望着我们正身处的加拿大社会。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

因素3:划清界限。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因素6:国家认同。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第十章《美国的未来》——危机框架 摘录:


第一章的表1.2中列出的12个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通过选择性变革来解决问题,而哪些因素会阻碍这一进程呢?我将这个框架应用到美国的案例中,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希望能为美国人在探索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提供一些指引。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哪些阻碍因素,我们就更能集中注意力,找到解决这些阻碍因素的办法。


有利因素包括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或者半物质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美国享有的半物质优势包括:


我们巨大的人口总量优势;我们广袤的领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辽阔的沿海和内河航道等地理优势;我们的联邦民主制度、由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等政治优势;我们在个人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移民融合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全球最强国家和最大经济体之位的主要原因。


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是地理优势,它赋予了我们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选择自由(表1.2中的因素12):浩渺的海洋从东西两面将我们保护起来,而南北两端与我们接壤的邻国都不具有威胁性,且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而本书讨论到的6个国家中,有2个(日本和德国)曾在近代被征服和占领,另外有2个(芬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受到攻击。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因为现代交通的便利而变得难以控制的移民流动,使我们昔日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多少受到了限制。


美国还享有文化优势,其中一个便是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与众不同、令人钦佩,并为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深感自豪。其他人通常会这么评价美国人的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态度:问题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解决。


美国享有的另一个文化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因素10),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一次家,比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国民要频繁得多。国家权力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更迭也很频繁,在过去的70年间,总统层面的党派权力更迭有9次。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同样的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民主党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这看似僵化,实际上却是灵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每当有第三党开始崭露头角(譬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还有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很快就会将其纳入旗下,因此它们的寿命都不怎么长。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我们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美国人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盲点。另一方面,在最近的70年间,美国放弃了一些被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价值观:我们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所减退。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存在的不利因素。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解决危机的第一步是:对国家陷入危机达成举国共识(因素1);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因素2),而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原因”(别的国家或者一国内部的其他群体);还要对国家存在问题的方面和运转良好的方面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美国距离迈出解决危机的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


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对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尚未成为国民的共识。很大一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和选民正在努力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去解决它们。太多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最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


美国城市:洛杉矶

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他们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意识到美国出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为自己和家人找好退路,以逃避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贡献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最受他们欢迎的逃避策略是在新西兰(最为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国家)购置房产,或者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美国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见插图10.2)。可是,如果整个美国都逐渐陷入崩溃,地堡中的奢华文明缩影,甚至是新西兰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社会,又能够存活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以下这段苦涩的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问:美国何时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答:当那些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时候。


在这个回答之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大部分其余的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美国还存在一大不利因素:在我提出的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美国最缺乏的是向他国学习的意愿。我们不愿意以其他国家为榜样,去学习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因素5)。这跟我们坚持的美国例外论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坚信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其他国家的任何方法都不适用于我们。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尽管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独具特色,但所有的人类、社会、政府和民主政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别人身上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它也是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土地辽阔,人口密度低,主要语言是英语,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保障其选择的自由。加拿大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人口大多是在1600年之后抵达的移民。虽然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定位和美国并不相同,但两国共同面临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和政治治理上,加拿大采取了很多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方法,例如在国民医疗计划、移民、教育、监狱,还有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方面。美国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在加拿大人手中得到解决,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例如,加拿大接收移民的标准就比美国更为注重细节、更为理性。如此一来,80%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则因移民问题而被严重分裂。但美国人对加拿大的了解程度之低是惊人的。因为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说英语,就住在美国隔壁,而且和美国一样使用地区代码的电话系统,很多美国人从不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独立个体。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加拿大身上学到很多解决国家顽疾的办法。


美国人对西欧国家的看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对加拿大的看法。在我们的眼中,西欧国家和美国明显是不一样的,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则不那么明显。与加拿大不同的是,西欧国家离美国很远,坐飞机最少也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短途车程无法抵达,国民的第一语言大多不是英语,而且没有很长的近代移民历史。然而,西欧国家也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它们与美国一样面临着医疗、教育、监狱等问题,但它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美国不尽相同。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将政府投入落实到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教育、养老、艺术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国人却对这样的政策嗤之以鼻。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高一些,但西欧国家在国民预期寿命和个人幸福感方面一直都优于美国。


这告诉我们,西欧国家也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榜样。可是,不像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美国近代历史上鲜少出现由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西欧和加拿大学习经验的例子。这是因为,我们坚信美国模式早就超越了西欧和加拿大的模式,而且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西欧和加拿大无法提供有用的经验。正是这种自大的心态,让我们忽略了很多个体与国家都认为十分有用的一种危机解决方法——借鉴他人/他国在面临类似危机时的处理模式。


美国余下的两个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一个是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另一个则是有利有弊。这个略为次要的不利因素指的是美国人尚未练就承受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耐心(因素9),这与美国人“乐观进取”心态和对成功的预期相抵触。相比直面1956年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屈辱的英国人,还有从二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战后的德国人),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的失败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觉得难以承受这一结果。在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方面(因素8),美国既存在优势又存在劣势。我们不像日本和德国那样打过败仗而且曾被占领,不像芬兰那样曾被他国入侵,也不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曾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我们没有像1868—1912年的日本那般经历巨大的变革,也没有英国在1945—1946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的类似经历。但美国确实熬过了持久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曾威胁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美国也确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浴火重生,而且成功地从和平的孤立主义转变为二战期间的全面应战状态。


我把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用于分析美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地理特征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美国国民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再加上我们一直拥有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我们较为看好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但还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对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些因素包括:目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美国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太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还有我们不愿意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然而,根据这些因素,我们无法预测出美国是否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最多只能预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将拥有什么样的前景?这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当前享有的巨大的根本优势意味着,只要我们将那些自己亲手设置的障碍推开,我们的未来会和昔日一般闪耀。可是,我们现在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挥霍掉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经历突发式或渐进式国家危机,它们的严峻程度至少和我们目前正面临的一样严重。其中一些国家,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芬兰及德国,进行了痛苦且剧烈的变革,经历漫长的变革期之后,最终成功解除了危机。那么,我们是否会划清界限(因素3),不是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而是在美国社会运转良好的领域与出现问题的领域之间。还有,我们是否会针对那些导致危机不断加剧的因素发起变革,这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


写到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戴蒙德老先生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是2019年,尽管世界已经开始乱了。我通常倾向于从特朗普先生2017年1月份正式上台以及2017年3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调查作为“乱”的开始时点。至今已经快四年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我们再仔细对比下美国的表现,可以看出美国究竟在哪些方面改进了,哪些方面更变本加厉了?


戴蒙德老先生说:“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美墨边境墙

墨西哥不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中国如何呢?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中,我最看重的是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如同个人,个人的失败往往是来源于对自己的评估错误,或者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我们都知道“不卑不亢“的道理,又有几人真的能做到呢?


戴蒙德老先生说:“假如现在有一名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访客,他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导致人类个体和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因素。在这名理智的外星访客看来,怎么会有人或者国家会选择自欺欺人,从而毁掉自己呢?


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


戴蒙德老先生在2005年还写过一本书,名字是《崩溃》(Collapse)。书中,他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的紧张态势比作一场赛马。



他说:“参赛的双方分别是“破坏之马”和“希望之马”。这可不是那种普通的赛马,通常两匹马都全力以赴,几乎以恒定的最高速度跑完全程。相反,这是一场奔跑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赛马,参赛的两匹马都跑得越来越快。


2005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匹马会赢得这场比赛。而当我在2019年写下这几句话时,这两匹马已经分别持续加速了14年。


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全球资源消耗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已明显加剧。同时,自2005年以来,世界人民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显著加强,并在全球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努力。哪匹马将会赢得这场比赛尚未可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越来越近。“


2020庚子年,注定是一个将会 “剧变” 的危机年!孔家庄也许会是我们大家的 “新西兰” !



附录: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读书笔记


一、总论


书的篇幅很长,但是核心就是从两个故事开始,还有一个他一直提到的剑桥大学生理学系二年级时候的一个选择。


我最早的记忆是5岁生日后不久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1942年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灼伤。


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这个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


1956—1961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


60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它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


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


越战期间,美国的反战游行。

不过,大部分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就像上述的夫妻在离婚前就已长期存在婚姻问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应。


危机,我们一般喜欢用危险、危难和机会来形容危机,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客观主义的情绪是危机,就是危险、危难来临的时刻,机是时机、时间点的意思。


“危机”一词中,“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关键点”“机会”。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凡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更强大。”无独有偶,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我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


龙应台的观点,我的行走观点……


本书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这7个国家都是我亲身所至,并且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它们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本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2 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叙述性”意味着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无须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叙述性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青睐的新型定量研究方法非常不同,后者大量使用等式、明确的可测试性假设、数据表格和图形,


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更加直观。至于定量的事儿,总有人会去做的,比如数学家们,要不他们发明的那些个模型和定义还有什么用?


心理治疗师从中提炼出许多影响个人危机能否被成功化解的因素,我在第一章中会讨论到其中的12个因素。我将以这些因素为参考,探索影响国家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


表1.1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图)


当我们试图理解国家危机的结果时,表1.1中列出的因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呢?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国家视作个人的集合。我们将看到,国家危机会引发无数的难题——关于领导者、集体决策、国家制度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个人应对危机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所处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离不开个人生长和生活所处的更小群体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背景对个人的特质,比如行为、目标、对现实的感知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表1.2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图]




这12个因素中,有大约7个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不过,承认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是否承认个人陷入危机全凭个人决定。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国家和个人相同,要么愿意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因素3: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或他人的物质及资金援助。个人还可能会得到他人情感上的支持。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可以从他国应对危机的体制和政策中吸取经验,正如个人可以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最后,我们看余下的三项因素,这些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仅存在隐含的相似性。


因素6: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最后一点,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丘吉尔上台之后)


电影《至暗时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席演讲,鼓舞了英国以及同盟国的无数民众!

国家危机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与在国家危机中的相似度较低。


这些问题包括:

• 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国家层面的关键作用。

• 国家领导者在解决危机中的角色。

• 更宽泛的关于集体决策的问题。

• 国家危机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通过暴力革命走向选择性变革。

• 不同类型的国家变革是作为一个统一的项目同步展开,还是在不同时间分别展开。

• 国家危机是由一国内部因素触发,还是因其他国家带来的外部冲击而导致。

• 曾经产生冲突的各方——国内各群体之间或一国与他国之间达成和解的问题(特别是在牵涉到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危机之后)。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

接下来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危机,不同于上述那些平地惊雷似的突发式危机,这两国的危机都是渐进发生的。


对于我这种将渐进式变化称为“危机”或“剧变”的做法,有的读者可能会有所质疑。不过,即使有人持有异议,我还是觉得把这种渐进式变化与突发式危机放在同一种框架内讨论为妙,因为两者都会引发选择性变革,而且其影响因素是相似的。除此以外,突发式危机和渐进式变化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它们之间会互相转化。像智利军事政变这样的突发性转折,其背后有长达数十年紧张态势的积累,而且该国在政变发生之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式变化。我把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的危机称作“表面上”的渐进式转变,因为事实上,二战后德国所经历的危机始于一场突发式灾难:1945年5月8日,德国在二战中宣布投降。类似地,二战期间,在不到三个月内,澳大利亚经历三次军事惨败,为战后该国渐进式危机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本书最后4章论述了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是未知的。我以日本的案例(见第八章)作为这一部分的开头,日本也是第三章的主题


随后的两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关注的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将指出在未来10年间有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和实力造成破坏的4种渐进式危机。


最后一章的关注点转向全球(见第十一章)


本书的后记部分以前文提及的12个影响因素来检验书中7个国家和全球的危机。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国家做出重大变革?椰林俱乐部大火的冲击带来了短期心理疗法的变革,国家能不能在不经历这般灾难的情况下做出自我变革的决定呢?我还探讨了领导者在历史上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一些方向,还指出了人们通过审视历史能得到的不同的实际教训。如果人们,或者仅仅是那些领导者愿意反思过往的危机,那么了解过去将能帮助我们应对眼前和未来的危机。


二、个人危机


一场个人危机

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剑桥大学待了4年,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生理学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教职(开始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成为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以上便是我的首次重大职业生涯危机,这是个人危机当中常见的一种类型。


其实,我不认为这是一场危机,仅仅是一次重大的选择而已。


当然,这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危机。后来,我大约在1980年和2000年分别经历了两次相对缓和的职业生涯危机,这两次危机涉及我研究方向的转变。随后,我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在第一段婚姻持续7年半之后离婚。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职业生涯危机从细节上看是独一无二的:我怀疑,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人会经历这样一场在胆囊生理学研究和同声传译之间做抉择的危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我在1959年所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个人危机。


三、七个案例国家


1,芬兰


二战停战条约中,苏联对芬兰提出赔款要求:芬兰必须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虽说后来苏联把赔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并把金额降到2.26亿美元,但对当时规模极小并且尚未开展工业化的芬兰经济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然而,矛盾的是,赔款的压力刺激了芬兰经济的变革,促使芬兰发展包括造船业和出口加工业在内的重工业。(这笔赔款从而印证了中文里“危机”一词的含义,其中“危”表示“危险”,而“机”意味着“机遇”。)这场工业化革命带动了战后芬兰经济的增长,芬兰也因而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再到如今的高科技产业国)。


大清朝时期的那些个不平等条约,以及新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结果会如何呢?


苏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当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信任芬兰和芬兰的领导者,并且有足够的安全感,苏联才不会这般行事。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面对历史的必然性,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倒是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是原则,但是妥协却也是另外一个平行原则。没有妥协的原则,便不会有和平的平等。当然,必要时候,抗争是获得平等的另外一种手段,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2,日本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性变革。明治时代的日本也许可称得上近代世界各国中进行选择性变革和借鉴他国经验的杰出典范。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被称为幕府将军的世袭军事独裁者,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1639—1853年,幕府将军限制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接触,从此日本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因其岛国地缘效应引发的闭关锁国历史。


佩里在1853年和1854年两次到达日本,幕府将军与美国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第一份条约,结束了 闭关锁国的历史。(也提到了中国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日本注意到日本的威胁,应验了,不过,来的是美国人)


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守住位于京都的皇宫大门,召开御前会议,强令幕府将军辞官纳地,为幕府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


明治时代的日本大规模借鉴西方,并且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计划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便有分崩离析的风险。在打造统一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念和表达。比如,美国的理念是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机会,相应的表达用语有“白手起家”“大熔炉”“自由之邦”“人人平等”“无限潜能之地”。政府需要有意识地打造并强化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刚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见第五章),或者是在像明治时代的日本这种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是怎么做的呢?


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了一份教育诏书。第二年,一条针对该诏书的评论广为流传,表达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日本……是一个小国。由于现在大国吞并小国并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因此,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昂首奋进,做好随时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准备……这份诏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孝、悌、忠、信的美德来强化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育集体爱国主义精神做好应对任何紧急状况的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再多的防御工事和战舰也不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有百万强敌也不能伤我们分毫。”


恰恰相反,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特征,不过要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合日本国情,同时留存相当部分的日本传统。换句话说,这些被吸收并且被调整的西方特征要被嫁接到源自日本历史的日式核心中。


为什么日本从1937年开始会一步步走向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扩张,直至最终失败?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一步步实施的军事扩张都能切合实际,并且取得了成功呢?


作者认为领导者因素尤为相关,那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领导者在知识储备方面的差异和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的能力差异。


他认为,在明治时代,包括日本军方领导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都曾出访海外。由此,他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及其海陆两军的详尽的第一手信息,并据此将这些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做出诚实的评估。然后,日本只在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发动进攻。与之相比,但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是由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军官统领,他们没有海外经历(除了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也不服从那些坐镇东京、经验充足的日本领导者。这些年轻热血的军官对于日本的潜在对手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缺乏第一手资料。他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


作者还认为,除此之外,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中。


结论:所以说,日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发动二战的部分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本年轻军官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估。这为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作者描绘了这些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事件之后,主要是运用他提出的12要素进行逐项分析,以得出这些国家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是作者全书中的主要方法,也是主线。但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可以参考,但并不能完全说明国家危机的因素讨论全部。因为,国家危机更多的是博弈,而非理性人或者说平凡人的选择,最多我们可以用抉择这个词。但,确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窥见国家博弈的每一个细节,却可以窥见个人的细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导,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方法,事实上,那么多的左中右,包括我们自己这些喷子,对于今天中国或者世界的判断或者选择,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12项因素,而非真正的他人12项因素,也许干脆我们就是错的。


因此,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虚心的从书中找出我认为更会贴近思考的内容予以分享,希望可以让我们多几个视角看待我们作为判断依据的12因素,作者究竟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一案例最后,我们来讨论仅存在于国家危机而未存在于个人危机中的4个因素:革命还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群体冲突与和解,以及一致视角的出现或缺失。


3,智利


1973年,这个国家却落到了军事独裁政府的手里,政府迫害行为的世界纪录也因此被刷新。今天,距离智利军政府下台已经过去29年。(1991年下台?)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这样一个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竟会出现如此急剧的政治转向?


最重要的是,对于我的美国同胞而言,智利的案例引出了一个让人战栗的问题。美国和智利都拥有强大的民主传统。然而,民主的藤蔓上竟结出了一颗专制的果实,这是1967年的智利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也是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无法理解的。但是,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在智利发生了,而且如今回望,在这之前智利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征兆。美国会不会也走上相同的道路?


不会的!作者自己就给出了答案:


美国和加拿大从一开始被欧洲殖民的时候就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政府,而在智利,小型寡头政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构成了智利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智利政府是阿连德和他所属的党派联盟的公开目标,而这样的愿景使智利的右翼和中间阵营、智利军方以及美国政府感到恐惧。


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曾这样向我总结阿连德政府的垮台:“阿连德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那些倚仗民粹手段的经济政策在其他国家早已导致不止一次苦果。虽然短时间内人们尝到了甜头,但这类政策把智利的未来押作赌注,并且带来了失控的通胀。”


阿连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他本来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作者认为:脱离现实的评估构成了阿连德的政策基础。


预期已久的政变爆发于1973年9月11日。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望的境地,阿连德举起卡斯特罗送给他的那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场政变让智利的中立派、右翼分子、大部分中产阶级,当然还有寡头如释重负,他们对此次政变表示欢迎,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但是,皮诺切特出现了,独裁政府,残酷镇压左派,包括中间分子。大约有10万人逃出智利,其中许多人再未归来。这些人,属于正确评估智利局势的人。


一个前民主国家是如何堕落到这样一种状态的,这场军事政变在持续时长以及遭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以往智利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军事政变。


在这种意义上,皮诺切特和希特勒一样,都被看作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恶魔领袖。


除了消灭智利左翼,皮诺切特政府治下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智利经济进行重构,扭转此前智利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智利的年通胀率从阿连德时期的600%锐减至9%,智利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10%,外来投资猛增,国内消费支出上涨,出口开始走向多元化且不断增加。


军政府独裁,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因为总是好过以前,尽管左翼被残酷镇压。美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坚决的反共行动。因为总是好多之前,但是1988年,皮诺切特输了选举,背后有美国的影子。1990年正式下台。


但是,如何组建新的民主政府,遇到新的挑战!左翼不一定要以激进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来达到目的,相反,他们可以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政治层面的协商和妥协,从而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智利的流亡者还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种种观察过后,智利的左翼分子变得不再那么极端。


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从1990年政府换届开始,智利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增长,可以说,智利在经济发展上引领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智利的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法治强盛,私人财产权益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尽管贫富不均等现象也是普遍存在。


我们发现1973年的智利与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以及1933年的德国有相似之处,均出现一名不同寻常的领导者,对该国危机产生影响,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澳大利亚所缺失的元素。在智利,这名领导者便是皮诺切特。


印度尼西亚和智利之间的对比。两国经历了一些相似的阶段:国内政治妥协崩溃,左翼势力试图掌权,后来军事政变的发生挫败了左翼势力的意图,从此经历一段长期的军事独裁。两国都先后出现了两位同样非凡但性格迥异的领导者。


4,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左派,倡导国家治理的理念是“有领导的民主”,有点像中国的人民民主,即大部分议员无需选举,由他指定。


他对美国说:“带着你的援助滚吧!”


在1965年,他将美国和平队驱逐出境,并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急剧攀升,国家法定货币印度尼西亚卢比在1965年贬值90%。


苏加诺开始坚信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能够预见并诠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愿(包括那些他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心愿),坚信自己就是人民的先知。1955年,亚非国家联合举办了万隆会议,会议结束后,苏加诺将自己的宏图扩张到世界舞台上,开始以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为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主导者为己任,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种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963年,苏加诺宣布自己为印度尼西亚的终身总统。


1965年的大屠杀,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苏哈托出现了。1966年,苏加诺被迫在一封信件上签名,将手中权力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苏哈托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代总统,并在一年后取代苏加诺正式成为总统。他在这个位子上稳坐30年。


人们通常误以为这场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遇害者都不是印度尼西亚华人。这场大屠杀的对象是所有疑似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华裔。(并非是苏加诺的本意,被苏哈托利用了,也被怀疑是事先策划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苏哈托终结了苏加诺与马来西亚之间因加里曼丹岛而进行的武装“对抗”,让印度尼西亚重新加入联合国,还放弃了苏加诺实施的在意识形态上靠近中国的策略,并且出于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促成印度尼西亚与西方的合作。


苏哈托用后来被称作“新秩序”的治理原则代替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逐渐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跟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下最后10年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印度尼西亚现在的统治者不是外国人。


1999年,苏哈托下台一年后,印度尼西亚举行了40多年后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选举。自此,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系列选举,选民投票率比美国还要高:在美国,哪怕是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也不过60%,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数据则高达70%~90%。


军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权力,智利也是如此。


5,德国


德国战败之后…….


1949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苏联占领区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如今,民主德国经常被当作共产主义政体的反面例子,因为它后来走向崩溃,最终被并入联邦德国。现在,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苏联的强大势力,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也是促使民主德国成立的因素之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从联邦德国或是从海外去到民主德国。


后来发生的我们就都知道了,不赘述。


联邦的德国为什么获得了机会,其实还有日本!


随着冷战的进展,西方盟国改变了主意,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有可能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真正风险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


今天再看:德国在政治层面做出了最大的改变,它彻底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纳粹历史。德国还实施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淡化往昔的权威主义色彩和提升女性地位等方面。不过,德国传统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政府对艺术的支持、对全民医保和退休福利的支持,还有强调集体观念高于个人权利。


正如一位经历过1968学生运动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的:“没有1968年,就不会有1990年。” 德国的1968学生运动,如同美国以及英国的等国家50-60年代的迷惘和反思时期,当时看起来颓废和反社会,但是20多年之后,崛起的正是他们。


6,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是,它比英国本身更像英国。


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同为英国殖民地,但二者试图与英国脱离关系的过程是有所区别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的各大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组成联邦,面对英军的强烈抵制,毅然斩断所有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每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人不会庆祝独立日,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什么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美国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操作呢?


其一,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而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改变了对其白人殖民地的政策,爽快地将自治权下放给自己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


其二,比起到美国东海岸,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要远得多。


其三,澳美两国历史存在差异还有一个原因,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其美洲殖民地上驻扎军队,因而就需要养活这支军队。这支殖民地军队要与驻扎在北部加拿大的法国军队对抗,以争夺对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还要和武器装备稍弱但人多势众的印第安人部落作战,这些部落人口众多,由酋长统领,实行集权管理。相较之下,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与英国争夺控制权,当地原住民人口稀少,未形成武装势力,且未实行集权管理。


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我们是谁?


澳大利亚还依然视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在货币中保留其肖像,并且在国旗中保留英国国旗的元素,难道不是一件很不和谐的事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6个国家以往所经历的危机。在前4个案例当中,国家危机呈现突发式特点,这些危机中距今最长的已有166年(明治时代的日本),最短的也有44年(智利)。随后2个案例中的国家所遭遇的是一种渐进式危机,这两场危机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达到顶峰状态。虽然很难说这些危机至今已完全得到解决(或者已全然陷入僵持状态),但时光的洗礼足以让我们对既有的结果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


讨论一些目前已经能看出些许苗头的危机。然而,至于这些星火是否当真会演变成燎原之势,它们未来的走向和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的方向是当代日本、美国与全球。


7,日本


以移民和移民后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澳大利亚是28%,加拿大是21%,瑞典是16%,美国是14%,而日本只有1.9%。


李光耀从亚洲的角度出发,这样去评价日本人对于二战的看法:“日本人不像德国人,他们并未得到精神上的净化,还没能将自己思想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日本人没有告诉下一代自己过去犯了什么错。”


只要中国和朝鲜半岛还是全副武装,而日本依旧缺乏保卫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日本的头上便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问题,他们又一次迎来了机会,当年是为了防范苏联,现在是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再一次要把日本当作在亚洲抑制中国的最大棋子)


二战之后,日本在选择性变革上继续向前迈进一步,放弃了原有的军国传统和对君权神授的信仰,拥抱民主,采纳新的宪法,并成为欣欣向荣的出口型经济体。


下一个10年,日本正在面临的这些问题能否迎刃而解?实际上,比起终结日本长期奉行的锁国政策的1853年佩里叩关事件和1945年8月经历的那场近乎毁灭性的战败,目前日本面临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可怕。日本从过往的困境中成功恢复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今天,当这个国家再度出现问题时,也许它能够再次选择性地重新评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扬弃的姿态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作者给了乐观的评价预期)


四、今日美国


在许多人看来,目前的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或者澳大利亚类似,正在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美国面临的问题既包括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内部问题,也包括国际关系等外部问题。


我还是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焦虑的10年。


尤其是中国,不仅在1937—1945年曾被日本大范围攻击和侵占,还受到来自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海上攻击;之后,中国因陆地边界与俄罗斯、印度和越南都有过不和。而且,中国在过去曾频繁地受到来自中亚军队的骚扰。


美国的优势“地理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民主政体)、是一个社会经济流动性较高的国家(白手起家理念,奋斗、移民……


民主的阴暗面是真切存在的事实。可专制的弊端更多、更致命。自世界上最早建立集权政府以来,在长达5400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人能保证集权政府雷厉风行地落实的大部分都是好政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曾实专制型政府,实施了自我毁灭性的政策。


这正是为什么在有人抱怨民主的弊端时,温斯顿·丘吉尔反讽道:民主确实是最下下策的制度,如果不算上那些早就被尝试过的其他制度的话


美国的问题:


1,正在消耗自己的优势,民主面临崩溃,其主要表现是“政治妥协“越来越弱。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社交媒体的存在和主流,造成了看起来容易鉴别,却是少了真正的沟通,事实上并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过程。这一点,在美国,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越来越严重。这真的是需要警惕的地方,但是好像无解。


美国人也许会提出反驳:“但美国可不是智利!”


一方面,使美国不易发生这种可怕情况的因素有:我们有更深厚的民主传统,我们有平等主义的历史理念,我们不像智利有世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军队发起的独立政治行动。


另一方面,美国较之智利,会助长可怕情况发生的因素包括:对私人枪支的管制较松,在现在和过去都存在更为泛滥的个人暴力行为。


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墨西哥不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包括中国)


除了优势之外,有三个问题,一是投票率很低,仅仅一半左右。二是不平等,三是政治僵化。


目前最富裕的三个美国人——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的净资产加起来等于1.3亿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总值。我们国家的亿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是位列第二的主要民主国家(加拿大和德国)的两倍。---不平等,贫富不均。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思考,应该是第十章《美国的未来》中关于危机框架这一节,我全文摘录:


危机框架在这两章中,我们从美国的优势出发展开讨论,随后对我认为现在美国正逐渐面临的最严重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让我们来对这两章做一个总结,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与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联系起来的。


第一章的表1.2中列出的12个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通过选择性变革来解决问题,而哪些因素会阻碍这一进程呢?我将这个框架应用到美国的案例中,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希望能为美国人在探索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提供一些指引。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哪些阻碍因素,我们就更能集中注意力,找到解决这些阻碍因素的办法。


有利因素包括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或者半物质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美国享有的半物质优势包括:我们巨大的人口总量优势;我们广袤的领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辽阔的沿海和内河航道等地理优势;我们的联邦民主制度、由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等政治优势;我们在个人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移民融合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全球最强国家和最大经济体之位的主要原因。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是地理优势,它赋予了我们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选择自由(表1.2中的因素12):浩渺的海洋从东西两面将我们保护起来,而南北两端与我们接壤的邻国都不具有威胁性,且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而本书讨论到的6个国家中,有2个(日本和德国)曾在近代被征服和占领,另外有2个(芬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受到攻击。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因为现代交通的便利而变得难以控制的移民流动,使我们昔日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多少受到了限制。


美国还享有文化优势,其中一个便是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与众不同、令人钦佩,并为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深感自豪。其他人通常会这么评价美国人的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态度:问题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解决。


美国享有的另一个文化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因素10),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一次家,比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国民要频繁得多。国家权力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更迭也很频繁,在过去的70年间,总统层面的党派权力更迭有9次。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同样的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民主党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这看似僵化,实际上却是灵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每当有第三党开始崭露头角(譬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还有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很快就会将其纳入旗下,因此它们的寿命都不怎么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我们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美国人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盲点。另一方面,在最近的70年间,美国放弃了一些被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价值观:我们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所减退。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存在的不利因素。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解决危机的第一步是:对国家陷入危机达成举国共识(因素1);愿意承担国家责任(因素2),而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原因”(别的国家或者一国内部的其他群体);还要对国家存在问题的方面和运转良好的方面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美国距离迈出解决危机的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对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尚未成为国民的共识。很大一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和选民正在努力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去解决它们。太多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最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


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他们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意识到美国出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为自己和家人找好退路,以逃避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贡献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最受他们欢迎的逃避策略是在新西兰(最为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国家)购置房产,或者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美国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见插图10.2)。可是,如果整个美国都逐渐陷入崩溃,地堡中的奢华文明缩影,甚至是新西兰与世隔绝的第一世界社会,又能够存活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以下这段苦涩的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问:美国何时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答:当那些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时候。在这个回答之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大部分其余的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在这个回答之上,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大部分其余的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美国还存在一大不利因素:在我提出的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美国最缺乏的是向他国学习的意愿。我们不愿意以其他国家为榜样,去学习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因素5)。这跟我们坚持的美国例外论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坚信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其他国家的任何方法都不适用于我们。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尽管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独具特色,但所有的人类、社会、政府和民主政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别人身上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跟美国一样,它也是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土地辽阔,人口密度低,主要语言是英语,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保障其选择的自由。加拿大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人口大多是在1600年之后抵达的移民。虽然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定位和美国并不相同,但两国共同面临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和政治治理上,加拿大采取了很多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方法,例如在国民医疗计划、移民、教育、监狱,还有平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方面。美国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在加拿大人手中得到解决,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例如,加拿大接收移民的标准就比美国更为注重细节、更为理性。如此一来,80%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则因移民问题而被严重分裂。但美国人对加拿大的了解程度之低是惊人的。因为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说英语,就住在美国隔壁,而且和美国一样使用地区代码的电话系统,很多美国人从不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独立个体。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加拿大身上学到很多解决国家顽疾的办法。


美国人对西欧国家的看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对加拿大的看法。在我们的眼中,西欧国家和美国明显是不一样的,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区别则不那么明显。与加拿大不同的是,西欧国家离美国很远,坐飞机最少也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短途车程无法抵达,国民的第一语言大多不是英语,而且没有很长的近代移民历史。然而,西欧国家也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它们与美国一样面临着医疗、教育、监狱等问题,但它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美国不尽相同。尤其是,欧洲国家政府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将政府投入落实到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教育、养老、艺术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美国人却对这样的政策嗤之以鼻。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高一些,但西欧国家在国民预期寿命和个人幸福感方面一直都优于美国。


这告诉我们,西欧国家也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榜样。可是,不像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美国近代历史上鲜少出现由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西欧和加拿大学习经验的例子。这是因为,我们坚信美国模式早就超越了西欧和加拿大的模式,而且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西欧和加拿大无法提供有用的经验。正是这种自大的心态,让我们忽略了很多个体与国家都认为十分有用的一种危机解决方法——借鉴他人/他国在面临类似危机时的处理模式。


美国余下的两个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一个是略微次要的不利因素,另一个则是有利有弊。这个略为次要的不利因素指的是美国人尚未练就承受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耐心(因素9),这与美国人“乐观进取”心态和对成功的预期相抵触。相比直面1956年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屈辱的英国人,还有从二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战后的德国人),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的失败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觉得难以承受这一结果。在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方面(因素8),美国既存在优势又存在劣势。我们不像日本和德国那样打过败仗而且曾被占领,不像芬兰那样曾被他国入侵,也不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曾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我们没有像1868—1912年的日本那般经历巨大的变革,也没有英国在1945—1946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的类似经历。但美国确实熬过了持久的南北战争,这场内战曾威胁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美国也确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浴火重生,而且成功地从和平的孤立主义转变为二战期间的全面应战状态。


在上面几段中,我把影响一国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用于分析美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地理特征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美国国民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再加上我们一直拥有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我们较为看好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但还有一些因素使我们对美国应对危机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些因素包括:目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美国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太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还有我们不愿意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然而,根据这些因素,我们无法预测出美国是否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最多只能预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会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将拥有什么样的前景?这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当前享有的巨大的根本优势意味着,只要我们将那些自己亲手设置的障碍推开,我们的未来会和昔日一般闪耀。可是,我们现在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挥霍掉自己的优势,其他国家也曾经历突发式或渐进式国家危机,它们的严峻程度至少和我们目前正面临的一样严重。其中一些国家,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芬兰及德国,进行了痛苦且剧烈的变革,经历漫长的变革期之后,最终成功解除了危机。那么,我们是否会划清界限(因素3),不是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而是在美国社会运转良好的领域与出现问题的领域之间。还有,我们是否会针对那些导致危机不断加剧的因素发起变革,这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


上述创意归类的答案是:1C、2C、3D、4A、5B、6A、7B、8D。


五、世界将去往何处


我认为,以下4个问题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我根据这些问题的可见程度而不是重要性进行了降序排列,它们依次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见插图11.1)、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也许有的人会加入其他的一些因素,譬如伊斯兰教激进主义、传染性疾病的出现、行星之间的碰撞,还有大量生物灭绝的现象。


还有就是土地,比如中国在非洲租用的农业用地。(确实如此,中国很重视,但是目前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比如中垦集团等)。


不平等导致的结果:

世界人口中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剩下的65亿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两个群体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之比约为321。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发达国家。


可以很肯定地说,只要这种321的人均资源消耗比例依然普遍存在,美国和欧洲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许会是恐怖分子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例如建立诚实守信的政府,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有一天也能变得像第一世界国家那样繁荣昌盛。这种承诺是不切实际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现在全世界的75亿人中只有10亿人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这已经是我们勉力维持的结果。


现在的全球资源根本就不够,如果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水平赶上了北美,那么世界上就要养活800亿人,这是不可能的。解决的方式是,发达国家降低资源消耗,无论采取技术还是节约的方法,要容忍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世界变成趋向于平均。但是,北美国家,比如美国好像没有这个意愿。如此,面临的就是全世界在为北美或者说美国打工,难道不公正吗?如果觉得不公正,那就只有战争,将人口消灭。


几个国家,就能占据全球人口和经济体量的最大份额。仅仅2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就拥有全球1/3的人口,另外2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全球经济产出的41%,5个国家或主体(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排放量和产出占全球60%的份额。中美之间已经就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原则达成一项协定,印度、日本和欧盟也随后加入,这就是于2016年生效的《巴黎气候协定》。当然,《巴黎气候协定》还不够完善,因为它缺少严肃的执行机制,而且美国政府在2017年便宣布了退出协定的意向。可是,无论如何,对未来将会达成的进一步完善的协定来说,《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型或者起点。哪怕世界上其他经济产出较小的国家不参与未来的协定,单单是5个最大国家或主体之间达成的五方协定也足够让我们在解决排放问题上走得很远。因为这最大的5个国家或主体随后可以对其他的国家施压,例如对那些不愿签署气候协议的国家征收贸易关税和碳排放税。


一提到欧盟,人们马上会想到其内部的分歧、倒退的趋势、英国“脱欧”和其他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欧盟已经朝前迈出巨大且变革性的步伐,不仅仅是为了欧洲,也是为了全球所有地区。


然而,在为欧盟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之前,请你首先回想1945年,即二战结束之际欧洲所处的支离破碎的状态,然后想一想欧盟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盟成立以前,欧洲国家在数千年间战火绵延不断,高潮时期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两场世界大战。但在20世纪5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后,欧盟成员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关于欧盟,我一直持有积极的赞赏与期待!


在我2005年出版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我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的紧张态势比作一场赛马:参赛的双方分别是“破坏之马”和“希望之马”。这可不是那种普通的赛马,通常两匹马都全力以赴,几乎以恒定的最高速度跑完全程。相反,这是一场奔跑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赛马,参赛的两匹马都跑得越来越快。


2005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匹马会赢得这场比赛。而当我在2019年写下这几句话时,这两匹马已经分别持续加速14年。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全球资源消耗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已明显加剧。同时,自2005年以来,世界人民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显著加强,并在全球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努力。哪匹马将会赢得这场比赛尚未可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越来越近。


六、结语:


在结语部分,我将总结这些因素在7个国家样本中的实际应用。紧接着,我将在这组样本的基础上,探讨人们常常提出的关于危机的两个综合性问题:是否只有由危机引发的剧烈变动才能激发国家进行重要的变革?特定的领导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进程?


美国人的目前共识(2019):美国国民则仍然普遍否认自己国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政治极化,选民投票率低,选民登记存在阻碍,不平等,社会经济流动性水平下降,还有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断减少。(2020年,达成共识了吗?)


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由于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哪怕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监狱和养老等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不甚满意,但还是拒绝借鉴加拿大或西欧国家的解决方案。


在今天的美国,对群体认同的强调不绝于耳,而广义上的国家认同却被日渐忽略。


假如现在有一名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完全理性的外星访客,他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导致人类个体和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因素。在这名理智的外星访客看来,怎么会有人或者国家会选择自欺欺人,从而毁掉自己呢?


可惜的是,但凡对国家或人类稍做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自欺欺人无处不在。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


怎么办?


两个问题:

1,国家是只有在危机发生后才会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

2,领导者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


1,“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这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和在国家层面上的答案是相似的。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不停地处理当下存在的和预期会发生的问题。当我们预料到严峻的新问题即将出现,我们就会努力在问题出现之前将其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克服许多的惯性与阻力。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此刻,我想起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会在两周后被绞死时,他的精力集中程度会令人惊叹。”


2,与权力受约束的领导者相比,权力不受约束的强人领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好坏)。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研究中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领导者有时候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取决于领导者的类型以及具体产生影响的领域。


作者坦诚七个国家的样本一个是少,再是特定的。因此,其研究并不具备权威和预测性。但是,他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他说:多了解不同人的经历并且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虽然每个人经历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我同意,这就是以随机方式相识更多不同的人,可以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2020.10.20 TWG Tea Club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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