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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两面人性格

作者:张家卫


既然安·兰德与美国的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为什么在美国她会大红大紫?这就要说到美国人性格中复杂的两面性。最早的美国人是坐着五月花号船来到新大陆的新教徒,他们对上帝有着虔诚的信仰,坚信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而证明自己的最佳途径,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世俗成功。


然而,积累财富、拼命赚钱,不是为了满足世俗的欲望,只是为了向上帝证明自己对信仰的虔诚。第一代企业家都具有清教徒的“入世禁欲”精神,努力、勤俭、诚实,物质上无欲无求,甚至节俭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本杰明·富兰克林画像,由戴维·马丁(David Martin)于1767年创作


富兰克林是最早的资本主义人格化典范,他在日常生活中,谨守自己制定的13条美德:克制、谨言、有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公正、中庸、清洁、镇静、节欲、谦虚。富兰克林像朱熹教育出来的儒教徒那样,每天晚上记功过格,检查自己一天的言行,是否符合美德的要求。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品质像诚实、廉洁那样,可以让穷小子发财致富。


不过,原始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宗教的性格,同样有世俗的一面。世俗的物质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像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就再也无法收回。于是,到了第二、三代之后,资本主义逐渐从“入世禁欲”蜕变为“入世纵欲”,上帝的神魅渐渐褪去,不再有宗教性,剩下的只是人性中的贪婪本性、对财富的无穷渴望。


曾经对资本主义有过研究的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强调的是其“入世禁欲”的宗教性格,而桑巴特更重视的是“入世纵欲”的世俗一面,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与清教精神冲突的,其产生于奢侈,17到19世纪的富人们渴望通过奢侈性消费进入贵族阶层,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桑巴特还认为,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古已有之的理性主义和商业精神有关,没有犹太教,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犹太民族盛产大科学家、大银行家和大企业家,绝非偶然。安·兰德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她对理性知识与金钱财富的膜拜,视科学家和企业家为世界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能说与她的犹太背景毫无关系。


相比较欧洲,美国是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片国土,无论是它的清教传统,还是世俗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安·兰德的继承人伦纳德·佩柯夫说:“从本质上说,美国是由利己主义所创建。开国之父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自我和‘我’的国家”。这无疑是对富兰克林那第一代资本主义者的严重误读。


海涅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代那些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跳蚤们岂能理解当年开国龙种们的宗教情怀!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上的美国,一无贵族传统,二无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人普遍相信个人奋斗,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理所当然的天然法则。这就是安·兰德能够在美国走红的社会土壤,也是特朗普这位从无从政经历、私德上毛病多多的商人能够当上总统的渊源所在。


一大批美国人不相信眼泪,只认成功。特朗普既然商场上那么出色,为何不能用商业的原则来治国?“让这个人试试!”,成为许多美国底层白人的普遍呼声。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参加答谢集会,现场粉丝热情满满,东方IC供图


美国一直拥有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然而,小布什奉行的是宗教保守主义,其社会基础是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而特朗普相信的则是世俗保守主义。虽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但无论是他的自传,还是演讲,很少有上帝的影子和宗教的气息,更多的是自我的迷恋和对商业精神的膜拜。可以想象,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将是一个商业共和国。


特朗普的思维、语言,都是商人的逻辑。商人以交易为最高美德,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更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正义或邪恶。一切皆可交易!特朗普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就是如此。不要与我谈什么政治与外交的底线,原则只是利益交换的砝码。政治是一门生意,外交要遵循交易的法则,即便道德与正义,对不起,也是可以交易的!因为商人的伦理,就是等价的利益交换,所谓正义,就是交易的平等。在全球化贸易当中。中国占便宜了,美国吃亏了,那就要推倒重来,哪怕玩一把火,以“一个中国”作为交易的砝码,也在所不惜。在特朗普这里,原则不过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是商业谈判的手段,可用可不用,无可无不可,一切原则都要服从最高的目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由交易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核心,世俗保守主义者特朗普唯一信奉的,就是这一法则。特朗普的性格不难理解,在反复无常的表面背后,是对自我利益的冷酷坚守。他是透明的,从不假惺惺,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我利益辩护。宁愿爽爽快快当一个真小人,也不吃吃力力做一个伪君子,这就是赤裸裸的商人性格。


在特朗普自传出版的时候,美国各家报纸早将他看透了。《纽约时报书评》一言而蔽之:“特朗普是为交易而生的”,《圣地亚哥联合报》评论说:“正如狮子的属性是‘肉食动物’,水的属性是‘液体’,特朗普的属性,是‘生意人’。”



特朗普


特朗普与他的商业伙伴们,精通于商业上的交易,却不懂如何建立一个商人哲学。特朗普不会的事情,由安·兰德替他完成了。安·兰德哲学的全部核心,乃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她坦率地说:“我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交易的标志,所以,也是自由思想的标志。”《斯特拉斯耸耸肩》中有一位大企业家,如此说:“金钱就是一个社会的美德的气压计……金钱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媒介,它不会跟残忍讲条件。它不会允许一个只有一半所有权、另一半靠强抢的国家生存下去”。


金钱拜物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犀利的揭露和鞭笞,安·兰德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却是高度的一致:一个以金钱为唯一度量衡的物欲化制度,与美国清教徒山巅之城的宗教理想差距甚远。金钱之国,是安·兰德对美国的最崇高赞誉,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类光荣。她热情地讴歌商人的伟大历史功绩:商人是“是伟大的解救者,他们在短暂的150年的时间内,已经将人们从自然需求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将他们从极度痛苦的、手工劳动日工作时间高达18小时的苦役中解教出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的精神和金钱都获得了自由,统治社会的,正是人的最高级类型:拥有自我创造能力的美国企业家。


假如特朗普听到安·兰德的赞誉,一定会心花怒放,因为他正是她所倾心膜拜的“美国企业家”:一等的智商、一等的创造力、一等的经商才华,接下来,将证明给美国和世界看的,将是一等的治国能力。特朗普在自传中说:“钱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赚钱的过程。”再过四年甚至八年,他或许会如此写到:“权力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掌权的过程。”是的,商人对金钱的膜拜,政客对权力的追逐,其实都不在金钱与权力本身,而是对自我的迷恋,通过一等的成功,证明自己是人世的君王、世俗的上帝,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所在。


安·兰德死后,被誉为“美国商业文化的代言人”,她的粉丝遍布华尔街与硅谷,多的是企业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顶尖精英。他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从她的言论中获得精神的鼓舞和伦理的证明。在安·兰德宗教小圈子核心成员当中,有一位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年轻人,那就是格林斯潘。每个周末的小圈子聚会,格林斯潘必定到场。原来他最迷信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对他来说数据就是一切,他相信“数据不会欺骗自己,能让自己如愿”。


他雄心勃勃地试图通过客观的数据,设计一个把握经济运作规律的“格氏模型”,就像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规律一样。但格林斯潘碰到了一个与牛顿同样的辣手问题: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上帝之手”在哪里?那是各种数据模型推导不出来的。格林斯潘认识了安·兰德之后,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原来经济学世界的“上帝之手”就是像霍华德·洛克、约翰·高尔特这样天资卓绝、特立独行的精英创造者!他认定,安·兰德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奠定了道德基础。


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在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各种金融创新,最后酿成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引发的的全球金融大危机。到了这一刻,自信的格林斯潘才对安·兰德哲学有了一丝丝怀疑:想到了人性的贪婪,没想到人性是如此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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