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 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德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被称为全球知名的博学家，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有一部《崩溃》，再加上《剧变》，被用心人称作戴蒙德的“人类命运”三部曲，而且认为《剧变》是其中的的终章。
书的英文原名是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我看了中文叙述的书评，应该说有些误导。本书确实提到了丘吉尔的名言“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但绝没有大谈特谈“危机”中更多的是机遇，反而是就危机的必然形成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他给出的标尺便是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推导到“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
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他引用最多的个人危机例子便是他5岁时候发生的那次“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以及他在“剑桥大学生理学系二年级时候的一次专业选择”。
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觉得“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给予个人的创伤或者阴影更多的是对人面对死亡的无助，而天灾人祸总是如影相随。至于大学的专业课选择，于我们的人生而言，也许用“选择”更好，充其量是一次“抉择”，用“危机”这个词未免太大了。
实事求是的说，戴蒙德的《剧变》并无神秘之感，甚至说并没有脱离了我们的已知或者预期。中文书评的推荐有些夸大其词了，或者是迎合销售的“热词“而已。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剧变》这本书没有价值，恰恰想说的是他从一个生理学家的角度，用个人体验的方式，或者说用我们人人可以量身体会的方式，去洞察“神秘、威权、折腾“的国家危机，是一个好方法。不仅仅脱掉了披在国家身上的那层”神圣“外衣，而且让我们以同理心去观察和洞悉国家以及世界的未来，究竟会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作为我个人，我非常赞同戴蒙德老先生的研究方法。他说：“多了解不同人的经历并且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虽然每个人经历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当我坐在Qualicum Bay 汽车营地小木屋发呆的时候，我有了“十年十国” 的想法，其中的逻辑与戴蒙德先生的说法一致。我说：“以随机方式相识更多不同的人，归纳出来的一些普遍性规律，往往比权威或者媒体宣称的要靠谱太多，而且，他们总是撒谎。”
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来自于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褒贬就不说了，中国因为发明了一个“妄议“的词汇，不仅仅让”坏蛋们“闭了嘴，”好蛋们”也闭了嘴。我相信，未来的一天，这个词一定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标签词，比如，“妄议的时代！”
好吧，那就说美国吧！如果我们把美国当作一个镜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动用我们的已知和大脑信息数据，去画出一个中国的模样。戴蒙德给出了12个因素的分析方法，我觉得并不神秘，更不难。我先罗列在下面，然后我会贴上戴蒙德第十章“美国的未来” 关于“危机框架”那一节的全部内容，我觉得至少是现在，这是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可以让我客观的看待美国，想象着中国，然后延伸望着我们正身处的加拿大社会。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
因素3：划清界限。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因素6：国家认同。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戴蒙德老先生在第十章中谈到了美国的未来，我觉得其中洞见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如果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不顺，其带来的美国社会撕裂，一定是美国深层次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我将书中【危机框架】一节摘录如下，希望少一些自己的臆断，多一些个人思考。
“表1.2中列出的12个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通过选择性变革来解决问题，而哪些因素会阻碍这一进程呢？我将这个框架应用到美国的案例中，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希望能为美国人在探索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提供一些指引。假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哪些阻碍因素，我们就更能集中注意力，找到解决这些阻碍因素的办法。
有利因素包括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或者半物质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美国享有的半物质优势包括：
我们巨大的人口总量优势；我们广袤的领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辽阔的沿海和内河航道等地理优势；我们的联邦民主制度、由平民控制军队的传统、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环境等政治优势；我们在个人发展、政府投入以及移民融合方面的历史优势。这些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全球最强国家和最大经济体之位的主要原因。
美国享有的物质优势是地理优势，它赋予了我们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选择自由（表1.2中的因素12）：浩渺的海洋从东西两面将我们保护起来，而南北两端与我们接壤的邻国都不具有威胁性，且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而本书讨论到的6个国家中，有2个（日本和德国）曾在近代被征服和占领，另外有2个（芬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受到攻击。但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有因为现代交通的便利而变得难以控制的移民流动，使我们昔日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多少受到了限制。
美国还享有文化优势，其中一个便是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与众不同、令人钦佩，并为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而深感自豪。其他人通常会这么评价美国人的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态度：问题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解决。
美国享有的另一个文化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因素10），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一次家，比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的国民要频繁得多。国家权力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更迭也很频繁，在过去的70年间，总统层面的党派权力更迭有9次。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同样的两个主要政党——从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民主党和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这看似僵化，实际上却是灵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每当有第三党开始崭露头角（譬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还有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很快就会将其纳入旗下，因此它们的寿命都不怎么长。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我们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美国人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盲点。另一方面，在最近的70年间，美国放弃了一些被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价值观：我们在二战中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所减退。”
【未完待续，明天续（二）】
——张家卫庚子年百日散记（2020.10.29第3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