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十国，前六站，都很平静。
今年的第七站—东京显得最热闹，像磁铁一样，来来往往的朋友真不少，他们有经停这里顺便出来转转的，也有专程来日本旅游或者参加会议的。
赶上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有人说有2000万人来到日本，又有人说是日本人或者亲日派造谣，实际上只有200万。说来说去，来的人没空去查证，只有那些没来的人或许才有闲空去扒拉这些无聊的新闻。
加拿大多伦多小众俱乐部的股东们自然都属于小众社群的信仰派，他们喜欢用“精神领袖”的头衔来美化我，于我而言，听得多了，只能或摆摆手，或笑笑，或云“抬爱了”或者“不敢、不敢”……
无论如何，要感谢大家的尊重，其实我与他们一样，只是一个小众的信仰者而已。
崔院士和王慧是小众俱乐部的股东，而他们的企业专注于家族办公室业务，三十余年的金融领域深耕让他们在这一领域早就攒下了厚厚的声誉，而与客户的关系更是越来越紧密，业绩自然也是越做越好。
这一次，他们带着员工来到日本搞团建，早早的就与我约会见面时间，自然是开心至极，我们将地点安排在了日本最美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茑屋书店，因为都是爱读书的人。
见面后，王慧就送了我一本《僧侣与哲学家》，这书我喜欢。
崔院士在飞机上读完了我的《小众战略》，一见面，马上就热烈的讨论起书中的小众案例，觉得对他们正在谋求发展的企业战略非常有启发，我自然是知无不言。
茑屋书店的确很美，崔院士特意选了涩谷店，攻略说这个店是日本所有店中最美，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店。
茑屋书店本来就在我一定要来的名单上，他们的探班，让我不仅感受了小众的亲情，也早早体验了必须要来的涩谷茑屋书店。
后来我又去了银座的茑屋书店，虽然也不差，位于东京最繁华的区域，可是因为坐落在一栋商业楼的六楼，因此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与涩谷的茑屋书店相比，调调差了不少。
露琦强先生是让日本华人圈骄傲的一个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怀揣5000日元来到日本打拼，白手起家，融入了当地社会，也将个人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他的CHI酒店集团在日本拥有十一家大型酒店，还有观光巴士公司、旅行社、多所日语学校等关联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600亿日元，旗下员工有2000多人，被媒体誉为“在日华人首富”。
我与他的见面就约在其中的一座酒店-Day Nice Hotel Tokyo，坐落在江东区一条美丽的河边上。
他的事迹还有很多，也许是因为对大海的情有独钟，我对他在疫情期间带着助理驾驶游艇乘风破浪的事儿尤为钦佩和感兴趣。
2020年开始肆虐的全球新冠疫情，自然波及到他的酒店，集团每月亏损高达四亿日元，让他的内心感到非常苦恼，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上来气。
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种消极绝望的状态不该是人生应有的姿态，活着就应该去寻找新的挑战，于是他选择了另外一件事儿，驾驶着原来只在内湾休闲的私人游艇，忘记了自己是大海生手的身份，带着助理一人，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的一次远航。
他说：“从东京湾到大阪神户湾，在太平洋与狂风巨浪进行殊死搏斗，真是一场惊险而又刺激的旅途。很多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才赋予它意义。”
他还说“人可以选择消沉绝望，也可以选择乘风破浪。”
与露琦强先生的见面，是温哥华马丽老师的引荐，马丽老师一再叮嘱我一定要与露琦强先生聊一下。
他的酒店集团早已经从疫情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他又开始了东奔西走的商务旅程。
我们的交流围绕着大海以及他的那次乘风破浪展开，露琦强先生很坦诚和率性，谈了不少对当下经济形势以及世界和平的担忧，他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像以前一样，平和、从容和自信，而每一位海外华人都可以有尊严、有前程的在世界各地流光溢彩。
洪涛和明华的到来是个惊喜，她们是我多年未见的北大光华同学，半藏门是我总会看到的一条电车线，也是一个靠近中心区的地名，我们的见面就约在了这里，小餐馆是街头上偶遇的，我们进去后不久，就开始顾客盈门了。
北大光华的阿杏老师是年轻的九零后，她利用业余时间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组成团队，致力于对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遗址的保护，这是一项有风险却是世界级文化传承的大事。
她这次也是利用十一黄金周假期来东京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我们的交流自然是以此展开，她的叙述不仅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巴米扬大佛，也更多地了解了来自中国的年轻二代们的情怀与坚守。
阿杏老师给我展示了她查阅到的资料，有一份日本JCIC-Heritage在2021年8月18日发布的《关于保护阿富汗文化遗产的紧急声明》，说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也是日本正在进行的事业，阿杏老师还给我展示了当年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在巴米扬大佛遗址上拍的照片，这一我并不熟悉的领域顿时变得鲜活起来，这就是世界大同的力量，是以共同文化传承作为普世符号的力量。
阿杏老师送给我的这本【中国国家地理】（2023.04期）杂志上有一篇关于他们正在从事工作的长篇介绍，有一段这样说：
“为了探源犍陀罗，了解中国佛教美术的源流，我们曾多次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考古调查。在190年的犍陀罗考古历史上，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犍陀罗考古多是英、法、日等国在进行，而现在，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到来让犍陀罗考古也逐渐有了中国声音。”
所谓健陀罗，来自于公元前6世纪存在的一个南亚国家的名字-犍陀罗国，梵文是गन्धार，拉丁文转音叫Gandhara。犍陀罗国的核心区域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这里不仅是印度大陆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且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连接点上，因此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作用。
比如，古犍陀罗（Gandhara）的佛教造像艺术，就是典范，而巴米扬大佛就是其中的最经典。
今年3月份，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竟然人潮若织，让不少中国人知道了“犍陀罗”艺术，知道了这个介于中国汉唐盛世之间的宗教文明，知道了敦煌石窟中佛像的来源，知道了世界学者心中的圣地原来也有它。
子米是我去年在以色列百日行走期间结识的九五后好朋友，我们一起留下了不少的趣事和佳话。得知他与Sally这次也来到了东京，很兴奋。
于是，我喊着阿杏老师、子米、Sally还有东京的新朋友十几、健一一起，去池袋的一家叫“京”的居酒屋，喝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这是人家店的招牌，当然也花了不少的银子。
与这些九零后、八五后的年轻人们在一起，我这不说是七八年的大哥都不行。
与津上俊哉先生的见面还是在中华由，同桌的还有军宁先生、可成，以及新朋友伍先生和栾桑。
William约的小局，聊的天有些忧国忧民，喝得酒可是日本上好的清酒，我越来越喜欢这Sake的味道，据说日本的和尚将清酒喊做般若汤，有些佛气。
栾桑在日本已经有20年了，人风趣也很帅气，他的企业是做战略咨询，却是用一种直接介入被咨询方业务的方式提供解决方案，听起来非常有趣，他的客户中不乏松下等知名日本公司。
那天与我聊的觉得还不够，第二天又约在一家胡同里的咖啡馆聊了一杯咖啡，聊到人家打烊，又移步到旁边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三壶清酒，让我弄懂得了墙上标记的酒度数，号码越小酒的甜度就越高，与酒精度无关，而这号码区间够大，从-30到+20，我们今天先喝的是2，然后是4和8，果然甘味变化明显。
犍陀罗考察队之一的邵学成博士写过一段话：“真实的世界并不公平，很多时候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实现梦想，我们要另寻出路。”
我很喜欢这句话，邵博士加的注脚是“千山万水之外的犍陀罗已不再是梦”，我想加的注脚是“老友新朋都会在缘分的路上候着”。
记得星云大师说“朋者，两月相辉映也。”
我一直深以为然。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0.6，第3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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