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卫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读书分享
一、不敢言而敢怒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这种人有的是。
中国人有一种哲学，叫做“忍”。我小时候听过“百忍堂”张家的故事，就非常讨厌。现在一些名胜古迹卖碑帖的文物商店卖的书法拓本最多的一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二是一个大字：“忍”。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人生哲学。
周作人很欣赏杜牧的一句诗：“忍过事堪喜”，以为这不像杜牧说的话。杜牧是凡事都忍么？请看《阿房宫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
二、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0，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20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
“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
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 wèn）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三、心里长草
我们是属于静的，一种没有起始也不会结束的静。我是喜欢这种静的，它那么温和，那么精致，又那么忧郁。
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块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
“静思往事，如在目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时一挥”。
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
TWG Tea Club 读书会第139期推荐阅读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因为人人都说汪曾祺老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我就努力的在他的文字中找寻答案，以我看来，有点拔高了，或者或误会了汪曾祺。
何谓“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辞海》中说：“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总而言之，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统称。
事实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早已经没落了。
中国历史学者周非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来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宽广的视野。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其实是一部独立思考、学术研究、道德修养多方面的沉沦史。
汪曾祺老先生不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因为中国早就没了“士大夫”存在的土壤，即使存在过，要么碰上一段好时代，要么就是以死明志了。
汪曾祺老先生的命或者表现就带着牵强了。
1993年的11月3日，他的语言表达甚是阳刚。讨厌张家的“忍”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崇尚杜牧的“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1991年的1月31日，他用自嘲的语气调侃了自己的“右派”沉浮，也用沾沾自喜的文字赞扬了“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德行。“随遇而安”难道不是“忍”和“难得糊涂”的生活写照吗？
1989年的8月16日，他虽高度赞扬了“静”和他的“静思”方式，却终未能与内心的浮躁绝缘。他用高邮老家的话说是“心里长草”，也终于在文字中说了句“政通人和”的期待。
我们知道，1989年6月有个大事发生，汪曾祺老爷子虽“心里长草”，却终究也没写个什么。到了1991年，中国的形式依然沉闷，汪曾祺老爷子倒叙了自己的“随遇而安”，不过，还是技巧的说了一句话“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有一个1992年的南巡，算是打破了1989年的沉闷，汪曾祺老爷子也就顺理成章的在1993年说出了“讨厌‘忍’和‘难得糊涂’”的话，看起来硬朗的很。
所以说啊，以我所见，汪曾祺老先生并不是什么最后一个“士大夫’，因为根本就没有”士大夫‘，他怎么会是最后一个呢？
他崇尚的是行云流水、天生如此的散仙做派，却也是中国大地上的聪明人，他还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够相对平安地度过反右，度过十年的浩劫，甚至还在“样板戏”的创作上，赢得了当年第一夫人的赞赏。
我所表达的并非贬义，而是说这样的时代，没有士大夫这一名头。
活着，活下去，才会有机会与“士大夫”的名头沾边。为什么没有人说文革中选择自杀的老舍、傅雷、吴晗、杨朔等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呢？
为什么要活着？汪曾祺老先生是这样解读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
其实，说对了一半，另一半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不死”的信念坚持，无论是正论还是反论。
让汪曾祺老先生流芳的好作品，百分之九十的小说、散文全都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也就是他60岁之后写就的，也有机会大放异彩。
1980年《北京文学》10月号的小说专刊上印着“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作家阿城说，汪曾祺的《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有人说，从1949后的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好在汪曾祺活得够老（77岁），所以他已经够好，“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头还是不要要了。
如果一定要给个名头，那就呼“名士”吧，似乎要更贴切些。名士说的是已出名而未出仕的人，也有说是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
比如阮籍、嵇康等模样的竹林七贤，才华够用，真实自然，不苟流俗，在平淡的哪怕是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也都要活出一些诗意，不管活得倔强还是不倔强。
汪曾祺老先生的时代逢上了革命年代，名士气就没了土壤，因为个人际遇的不顺遂，倒是让他的身上多了些“平民气”，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万幸。
王小波在他的文章《知识分子的不幸》里有过这样一段话：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说了这么多，我倒觉得还是王小波的文字写的通透，他与汪曾祺老先生一样，也是1997年走的，至今已经过了25年。
这本书的名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来自于汪曾祺老先生在《冬天》一文中的开头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不过，我更喜这一句：
“冬天，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
20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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