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罗素的敬重源于他的朴素哲学语言，他确实出版了不少图书，但是他更为人们广泛传播的口碑来源于他一生所做的大量演讲，当然他的演讲后来也被编辑成书，并且成为罗素哲学著作的重要部分。他的演讲和著作语言非常平实，而且大多与时代相关，与时政相关，与人们最现实的生活相关，没有那些个高高在上的所谓哲学语言。说教的东西也很多，但都是以教师的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救世主或者圣贤的样子出现。这一点有点像中国的星云大师，他的道场最早就是从报纸专栏开始的，以百姓懂得的语言摆道理、讲故事，最终成为后来的一代佛学宗师。
阅读罗素的语言，非常容易，因为特别的简单易懂，口语化很重。而且他的观点不同时期会是矛盾的，有些人批评罗素的立场摇摆性，但我恰恰认为这是罗素的过人之处，即不断的否定自己，进步自己。更何况人性和人智的基本属性便是如此，即人性导致的结果便是趋于变化的困境选择，问题的关键不是变化，而是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即是善还是恶的结果。人智并非完全是代表着智慧，通常会因为环境的变化，或者后天的造就，提升或者下作，不一而论。
罗素是1890年就读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08年被三一学院聘为院士并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后来因为反对英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他被三一学院开除教职。1918年他因反战活动被判刑6个月。周游列国二十多年之后，1944年，他回到英国，重新执教三一学院，一直到去世。
徐志摩远赴英伦，便是因为崇拜和向往，拔腿就来了英国，欲拜罗素为师，可是罗素已经离开了剑桥大学。今天的题目是"遇见——罗素与徐志摩"，便是我觉得用罗素的角度去了解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另有一番趣味和意义。
我今年来到剑桥访学，其中一个心愿也是寻觅罗素的影子，希望可以有不同的体会。三一学院是罗素工作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罗素生前常去的苹果茶园（The Orchard）。这地方，徐志摩也是有描写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彻斯特，有一处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苹果茶园（The Orchard） 位于剑桥西南的一个小村子 格兰彻斯特，始于1897年，比北京大学的年头还要早一年。那一天，我骑了一个小时的单车，才来到这个有点村的地方，一片不大的苹果园，一片散开的木桌子和绿帆布躺椅，绝对没有照片上的漂亮。一溜谈不上档次却同样挺古老的平房趴着，进屋排队买下午茶感觉有点像吃自助餐，反正是没有任何服务的，与拥有的名气相比还是反差很大。但是，我很喜欢，觉得这才有点像罗素的样子。至于徐志摩的笔下，我想浪漫的想象也不足为怪。
孙伟主席和湘渝早早的就候着了。话题自然是从罗素以及苹果茶园说起，这才知道这茶园的源起并非罗素而是另外一个当时更有名气的诗人，而罗素后来不惜丢掉教职甚至坐牢都是因为这个年轻的诗人。
年轻的诗人是才华横溢的的剑桥学生罗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他觉得校园的气氛太吵因此从剑桥搬到了格兰彻斯特。没想到慢慢的这里就成了才子们聚会的地方，其中除了罗素，还有小说家沃尔芙、诗人托马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他们还一起组建了后来遐迩闻名的"格兰切斯特小组"（Grantchester Group），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小组"（Bloomsbury Group）相呼应。
罗伯特.布鲁克后来成了英国的著名诗人，苹果茶园也会常常在他的诗中出现。其中，《牧师古宅，格兰彻斯特》中，有这样两行描写：
Stands the church clock at ten-to-three（教堂时钟已过午）
And is there honey still for tea?（尚有佳蜜伴茶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刚刚成为国王学院院士的罗伯特.布鲁克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1915年4月在战场上染疾身亡，年仅27岁。这一噩耗极大的刺激了罗素，罗素后来以更加激进的态度投入到反战之中。因此说，罗素一生的和平主义情结源于苹果茶园，应该是有一定道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素曾支持过妥协政策，但是后来又转而支持与纳粹德国作战。因为面对穷凶极恶的反人类纳粹，他意识到希特勒必须被消灭，否则将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灾难。罗素的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他始终认为，任何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是在很多种罪恶中较轻的一种。我觉得，这也算是另一个"罗素悖论"，战争与和平之间，除了和平，战争中不会有赢者。
诗人罗伯特.布鲁克的去世，格兰切斯特村教堂将时钟永远停留在差十分三点，以示纪念。苹果茶园的故事也就流传开来，借着布鲁克、罗素、凯恩斯这些名人的声望，一个世纪以来，吸引了不少的文人墨客、政要名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游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