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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实验室 | 2019.11.2 第56天 【与AI机器人同行(三)】



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创建于1985年,坐落在颇有现代风格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群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中拥有重要地位,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实验室之一。名字中含有“Media”一词,却并非是简单媒体的含义,事实上是一个偏重于社交(Social)领域的综合类研究机构,实验室下面拥有大大小小的若干子实验室。上世纪九十年代,无线网络、无线传感器及网页浏览器等都是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当下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书阅读器的电子墨水屏技术,也是源于该实验室。拿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之后的90后珂嘉同学正是供职于MIT Media Lab 的Personal robots部门,主攻的方向是社交类的机器人研发。


关于You Tube上的形形色色AI机器人演示,我询问James教授真假,他肯定的说“当然都是真的,有的还正是来自于MIT!” 柯嘉也给予同样肯定的回答。不过,她说:“播放出来的视频仅仅是演示级别的,真正的投入到应用其实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呈现给用户或者外界看的演示一定是选最好的调试状态,但每次演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忐忑,唯恐出现意外状况,因为AI机器人的表现常常很不稳定。”

说到这个问题,就谈起了中国机器人市场的繁荣。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中国电子学会发布了一份《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称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连续7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服务机器人需求潜力巨大,特种机器人应用场景显著扩展。中国的报告尽管常常会有些水分,比如以中国标准的统计口径去调整自己的需要等,但是感官上看也并非自吹自擂。就我的观察,中国深圳应该是中国机器人市场中最火爆的地区。之前接触的一些海外AI机器人项目,无一例外的是拿着国外的技术,再去深圳找工厂代加工或者合作,不仅仅因为便宜,而且还有政策类鼓励,好讲故事,而且效率高,生产技术也不错。

因为柯嘉是MIT从事教育类机器人的研发,我征询中国市场上频现身影的早教类机器人,如公子小白、巴巴腾、智伴等的技术含量,因为它们看起来也是活灵活现,可爱的很,售价也不高。这些现象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在AI机器人的技术研发或者应用上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

柯嘉说:“社交机器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领域,Media Lab应该是世界上走在最前沿的研究机构之一。第一个教育类机器人的诞生,其背后就有Media Lab的贡献。中国市场上常见的的帮助小孩子学习的教育类机器人,其实都是抄袭Media Lab的山寨产物。”

我笑着说:“某种意义上来讲,山寨也算是一种创新,只要是在规矩的范畴之内。再说,中国创业者积极的去学习海外最先进的科技,然后以中国化的方式去改造和推广,广袤的中国市场不正是AI机器人最好的应用场景或者说应用试验田吗?”



90后的柯嘉是四川成都人,本科开始就到了美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先在纽约的一家美国人公司工作,然后又重新考取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再到Media Lab就职,她的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思维清晰,性格坚定,交流的过程中很少用模糊的语言来表达观点,非常直接,令我很受教。

她回答说:“中国市场上的教育类机器人,确实是简单,也容易推广,但是硬件粗糙,软件也仅仅是低水平层级。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市面上的一些机器人因为自己质量的问题不一定就真的能在教育方面比一些玩具更有效。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市场推广,赚钱了,再去研发。实际上,他们的很多策略是把功能等各方面夸张的包装,以博得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创新不是这个样子,这不是创新研究。”

与柯嘉的交流,深刻感受到了耕耘在海外的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理性和执著,感受到了他们对于中国梦想的爱恨交加。我没有过多的去谈自己的观点,因为争论于中国创新的定义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至少在今天还很难达成共识的中国命题。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正是凭着中国人特有的机灵劲儿,才拥有了今天的巨大经济成就,涌现了成千上万的富豪,包括“科技”富豪。人的思维是有惯性的,富豪们或者说富豪的追随者们眼睛里看到的是成功的思维定式,即“山寨式创新”、“关系式立项”是最有效的成功模式。深耕细作的道理人人都懂,但追寻成功的道路选择对于聪明的中国人来说,“赌”才是可以决策于千里之外的百宝囊。


Media Lab 大堂展示墙上挂着一组照片,说的是对于渐冻人症的研究,我知道著名的霍金先生正是与此病症抗争了半个世纪的患者。柯嘉介绍说这是Media Lab下属的一个实验室,正在专注于渐冻人症的研究。方法是将一块极微小的AI芯片放到人脸上,监控其脸部肌肉的变化,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柯嘉说他们的研究还没有扩展到人类抗衰老方面的研究,我仔细观察了图片,却觉得这个研究如果成功,应用到人类抗衰老领域应该会有更广大的市场。商学院的教授望见什么都不自觉的往商业上靠,也是科研类教授鄙视的原因之一吧。

我追问坊间或者科技界正在盛传的“脑机接口”和“类脑芯片”的研发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是不是未来真的可以将装满知识的芯片以某种方式植入到人类的脑袋里,从此人类便可以摆脱上学、读书的烦恼?柯嘉肯定的说:“AI监控肌肉可以,也尚在研究阶段。监测大脑基本的活动尚还可以做到,但是类似将知识植入到大脑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机器人或者说AI最难的就是人脑研究,人类到现在连自己的脑袋都没研究明白,怎么可能将AI机器人的脑袋研究明白?”

问题的关键也许正在于“复杂”二字。比如,智能包括人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甚至是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 MIND),但是人所了解的智能归根到底只是人本身的智能,人本身的智能程度创造人工智能的水平是不是存在着天花板?事实上,地球人对于人类自身智能的理解非常有限,对构成人类智能的必要元素了解也非常有限。如此,一定要定义什么是“人工”制造的“智能”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的感觉。(重复我前面思考的一个段落)


于是我又想起了去年剑桥时候相识的苏里博士,他是剑桥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脑科学研究方向和临床生命科学方向的国际项目负责人。攻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论文却是关于医学,他毕业后从原来的人工智能领域转行到了医学领域,并且迅速成为该领域的项目带头人。谈及转型的原委,苏里博士认为人工智能的研究阶段仍然属于初级阶段,即并没有突破脑的研究。因此他放弃了人工智能的研究而利用计算机的功底转去研究自然智能(即人自己的智能)。他说:人类对大脑的理解至今仍然很差!

上一段是我2018年12月份时候《剑桥百日散记》的记录,柯嘉今天的说法似乎又佐证了苏里博士的认知和实验。

【未完待续,明天继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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