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中国

星云大师【应变—生存之道】解读连载之011《运动与做人》：

星云大师：现代的教育，课堂上的教育是传授知识，礼堂里的教育是训练人的道德，各种活动的参与是加强群育，运动场上的球赛，那就是体育了。一个“四育”并进的青年，才能学习做一个正常的人。

张家卫的解读：

早上又起得早，读一篇星云大师的《运动与做人》。

连续下了多日的温哥华雨终于停了，出门去嗅了一口湿湿的空气，书房的灯影里好像藏着星云大师。

昨儿，3月29日，我去市中心的Termina City Club参加了一场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家在中国文化经贸交流会（温哥华站），主办方就是家在中国文化经贸交流会，联合主办方是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

家在中国文化经贸交流会组委会的执行主席刘奇先生是朋友，见证过他举办了不少沟通中外的活动，问他原委，他说因为“喜欢、热爱“，所以变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外民间大使。

星云大师说的“运动与做人”，大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文化领事和商务领事以及本拿比市的代市长、市议员王白进先生也来到了现场参加活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林学院的王光玉院长以及牛华会长、海青会长、郑小玲会长等嘉宾发表了演讲，演讲围绕的主题是这次交流会聚焦的“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大家的发言很精彩，我也作为演讲嘉宾谈了一些最近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米莱的阿根廷改革以及AI时代究竟会为人类带来怎样的问题谈了一点点的我的观察和学习心得。

试着整理了下，记录在这里，发言的题目是《AI陷阱—国家的贫困与繁荣》：

许多中国人对阿根廷十分陌生，阿根廷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很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差不多仅限于足球。

刚刚过去的世界杯预选赛，阿根廷4：1大胜巴西队。

阿根廷曾是发达国家，如今是发展中国家，想到它，不可避免的会脑海中浮现出“资源陷阱”、“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标签，可至于这些“陷阱”的含义，应该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有一位财经作者叫陈兴杰，他写了一本书叫《国家的贫困与繁荣》，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找来去看。

以“资源陷阱”为例，大致解释是：阿根廷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早年大量出口牛肉和矿产，富得流油。民众躺平吃福利，经济陷入停滞。这个解释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倘若自然资源丰富是陷阱，为何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掉进去？

另外，如果存在“拉美陷阱”，那么智利为何可以成功避开？智利曾经是拉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所谓“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改革，这个国家获得了高速发展，迈过各种陷阱，一跃而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当代以来，不少的国家陷入发展停滞，有些是发展中国家，有些是发达国家，有些恰好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并不仅仅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是任何阶段的国家，它们都存在着发展的陷阱，因此不能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阿根廷的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解释力。

相比而言，2024年1月份，米莱刚上任一个月，他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更具有解释力，他说“没有哪个国家会比阿根廷以自己百年来的亲身经历更有说服力”，他以经济学家的姿态给全世界的听众上了一堂课，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元年到1800之间，全球人均GDP在整个参考期内基本保持不变，平均增长率仅为0.02%。

而当你观察1800年至今的全球人均GDP，就会发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的增长超过了15倍，使得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米莱由此给出了结论，以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人类消灭贫穷、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唯一工具。

可是，当今世界，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情形是，确实有很多人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而也确有另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政客的动机是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比如相当广泛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正在放弃事实上的自由模式，转向人们称之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在“政治正确”的主流舆论下，自由经济体系备受谴责。企业家被认为是贪婪的，大企业被视为邪恶的，市场则充满各种缺陷。人们呼吁政府对企业和富人征收重税，严格监管市场运行，以求矫正市场的种种缺陷。

各国采取的纠正措施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以及形形色色的价格控制等工具，以纠正它们所言的市场失灵，其结果却是导致生产破坏、经济停滞，最终却让百姓买单的恶果。

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手段，在所有国家的类型里，几乎全都适用。

比如我们身处的加拿大，加拿大正在举行联邦大选，让我们看一下刚刚卸任的联邦自由党特鲁多总理九年来执政的几个数据：

1，2015—2024，加拿大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整体下降大概是10—15%，有的统计说，或可能达到20%，我们也可以看看人均水平指标，加拿大现在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的70%，而疫情前还是80%！有的人说是因为加元贬值导致的，难道加元贬值就不是普通家庭生活水平降低的指标吗？

2，2015年，联邦政府的雇员是26.3万人，2024年底，超过35万人，增长率超过了30%。

3，2015年，特鲁多上台前的联邦支出预算规模是2900亿加元，疫情期间达到6000亿，而疫情过后，依然在接近5000亿加元的水平上，增长了70%。

再举两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越南和缅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后一批走出战争阴霾的亚洲国家。最初的情形是，缅甸经济基础稍好，越南由于战乱和实行管制经济更加贫困。20世纪90年代后，致力于自由经济改革的越南渐入佳境，经济快速发展，很快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将仍陷于动荡的缅甸甩在身后。

米莱的诊断和药方是否正确呢？这是见仁见智的话题。无可否认的是，米莱的逻辑是自洽的，它符合经济学解释，有先例可循，至于结果，米莱自上任一年以来的亮眼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改革成功与否，经济政策固然重要，政治手腕也不可忽视。理解了这些道理，阿根廷这个数万里以外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就不再只是喧闹和谈资，而是值得各国观察的宝贵经验。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介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不仅成功的避免了战争困扰，实现了国内长久和平，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中摆脱出来，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崛起的伟大成就。今天，西方国家正在遭遇的发展陷阱，中国也会面临或者正在面临。通过客观分析其他国家发展的得与失，就会为我们更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提供一些启示。

资源陷阱、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鼓噪下的世界，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就是AI陷阱，对于AI对于人类未来的关键作用我不想多言，2017年我决定开始“十年十国”行走计划并将第一站选在美国硅谷的时候，试图回答的心中问题就是“未来30年，AI机器人何时会取代人类？”

阿根廷是我的第八站，百日行走归来的2025跨年演讲中，我没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谈AI，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了AI：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著作了一本书叫《权力与进步》，这本书谈到了AI。他们警告说; ，AI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会进一步让权力集中，这是十分危险的。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新书《智人之上》中说得更加直白，他说：

“我担心的是，人们与其担心人工智能时代会取代人类，毋宁回到我们的现实中来，那就是防范极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让包容型制度成为世界的绝对主流。”

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也在他的新书《再见智人》中说：可以操纵人的不是算法，而是权力。

这就是我对于今天会议主题“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的一个思考，那就是“AI陷阱”，AI不是也不会是国家贫困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以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经济制度才是，反过来，只有实行了自由经济的制度，才会有AI的真正创新和不断超越，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服务。

“心怀世界，家在中国”这个主题好，海外华侨有6000万人，加拿大华人有180万人，大温地区有50万华人，无论如何，把好的海外资源、好的创新商业模式，好的观察和观念带去到中国，助力中国发展，是正道。

家在中国文化经贸交流会（温哥华站）活动的主持人是Grace女士，承办方是温渡传媒，他们做了一个小视频，放在下面，反映了活动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