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读书分享
作者：张家卫
莫言的这本《晚熟的人》，十二个故事，每一个读起来都会让人沉重，因为每一个故事写的都是悲剧，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记忆里的悲剧，至少是一部分。
这几年，我们越来越感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为啥这么说呢？
划个时间线，就是1978年的三中全会，六零年出生的人那一年18岁，七八年出生的人还是个婴儿。18岁的人赶上了高考，六十年代出生的其他人也就都有了盼头，城里人可以走出城市去到更大的城市，农村人有了走出大山的盼头。七零后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几乎是没有感受到1978年以前的苦日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年景。
莫言的故事，写的多是1978年前的事儿。他用平实的笔触写，用流水账的笔法写，用“我”的第一人称写……就我的记忆而言，很真实。有的人说好看，我说不好看，但人最难的事儿是无法忘记，不好看也要看。有的人说是伤痕文学，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那样，有的人说不是，我不大懂什么文学，我只知道“伤痕”这俩字，却是那个时代真真的回忆。
阅读莫言的故事，每每看到那些悲剧的结果，我会不自觉的将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兄弟姊妹们，还有我的兄弟姊妹们的故事代入进去，有的是惊人的相似，还有的并没有发生或者是部分发生……于是，我常常会有有一些庆幸的感觉，无论如何，我们都走过来了，没有落得故事中的悲剧下场。
有的人说，莫言笔下的故事，并未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没有完全发生。我想说的是，如果所有的悲剧真的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世界还叫世界吗？更何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悲剧的故事并不完全相同，但悲剧之所以称为 悲剧，在于无法回避悲剧的时代和个人命运。
在时代和命运眼前，人们似乎无能为力，只能够像洪水中的树叶一样，随波浮沉……
TWG Tea Club Canada 读书会第129期推荐阅读莫言的这本《晚熟的人》，我不想与书友们分享太过沉重的主题，就把莫言的语言带给我的点滴快乐记忆捡拾出来，因为无论多么困苦的时代，总有令人愉悦的笑容，哪怕是穷乐哈。还有几幕我想写却一直未写出来的画面，念叨念叨，算是遥拜。
《晚熟的人》
常林突然放了一个极响的屁，一般情况下臭屁不响，响屁不臭，但常林这个屁既臭又响。尽管我们站在知青队伍的外围（他们每人一个小马扎，坐着），但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瞬间扩散，弥漫了一片空间，那些坐在常林前面的知青一个个掩鼻尖叫，有的竟像被电击了一样蹦了起来。
这个常林，能驱动意念，制造出又响又臭的大屁，因为这特异功能，村里人都不敢惹他，生怕中了他的毒招。人们私下议论，说这家伙肯定是黄鼠狼转世，其实他比黄鼠狼厉害多了。黄鼠狼只在遇到危难时才会释放臊气保护自己，但常林却可以随时驱念放屁。
麦熟前，我们会跑到麦田里手搓麦粒吃；玉米将熟前，我们会偷了玉米烧吃；花生成熟时偷来花生，那更是美味大餐；而现在这季节，农场的农田里剩下的，就是那两百亩良种的红瓤薯了。
我抓起一段葱，蘸上黄酱，咣当咬了一口，这一下唤醒了我的胃，唤醒了我的豪气，唤醒了我的乡愁。葱酱一入口，那酒的辛辣就变成了甘甜和芳香。
《贼指花》
武英杰从胡东年手里接过一瓶啤酒，一歪头，用牙齿咬开瓶盖，然后仰起脸，张大口，高举啤酒瓶，让啤酒几乎不沾嘴唇地直接倒入喉咙。众人一片欢呼，我心澎湃，见过喝啤酒的，但没见过这样喝啤酒的。
一场笔会，短短一周时间，一群萍水相逢的人，有的心怀鬼胎，有的逢场作戏，有的分手之后此生再不相见，有的却因缘巧合种下情仇恨债，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些事情，打死你也想象不到。
《等待摩西》
现在是2017年8月1日，我在蓬莱八仙宾馆801房间。
1975年我应征入伍，成了原内长山要塞区蓬莱守备区三十四团新兵连的一个新兵。四十二年后旧地重游，与几位老战友见面，设宴叙旧，宴席摆在八仙酒楼，喝的是“醉八仙”酒。最亲不过战友情，四十多年不见，当初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成了齿摇眼花的老人，抚今忆昔，感慨万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地主的眼神》
我在小说《白狗秋千架》里就引用过农村的俗语：“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这意思不用解释，大家都懂。
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
《斗士》
我到乡下去看父亲。父亲热情地泡茶给我喝。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其实，我觉得多年的父子更像朋友。
他（功夫）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左镰》
很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那时，她的爹刘老三和她的哥喜子都死了。她先是嫁给铁匠小韩，小韩死后她改嫁给老三，老三死后，她就带着孩子回来了。袁春花说：“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没人敢要她了。你敢不敢要啊？”
田奎说：
“敢！”
《火把与口哨》
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口语里虽然多用“床”这个名词，譬如说新媳妇过门要“坐床”，但这个“床”是不存在的，因为家家户户里只有土坯垒成的炕，“坐床”实际上就是坐炕，但既然这样说，那就说明在历史上，我们这地方也是有过床的。有床的时代，必定是社会比较安定、人民比较富裕的年代。现在，我们那儿的年轻人，多数都进城睡床去了，那些没进城的老人，有的也拆了土炕，买了“席梦思”，过上了睡床的幸福生活了。
那车子是一辆“国防牌”自行车，虽然破旧，但也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当时的农村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国防牌”自行车，比现在的人拥有一辆豪华轿车要更引人注目。
我想，人的幸福感还真不完全是因物质的积累和职位的升迁或名誉的叠加所决定的，就连我，因为帮他们去河里提了半桶最清澈的水而被奖赏了半杯茶水也幸福得不可言状，那种幸福啊，现在即便把我泡在一个用最高级的茶水充盈的浴缸里也是得不到的啊。
三叔心情很好，嘴里哼唱着小曲。小曲哼够了就吹口哨。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喜欢吹口哨。
三叔对我说：“你要相信，小光，三叔总有一天会从坑道里爬上来，到矿山宣传科里去坐办公室。”
这是1966年8月份的事，那时候的事，不能以常理论之，如今回想，如同噩梦，但噩梦中似乎也有浪漫与狂欢的成分，甚至还有艺术，这是否是少年的错觉，还真不好说。
我蹲在坟前用四块新砖摆出的所谓“锅”前烧纸。坟墓坐落在一道丘岭的高坡上，这里是村子的公葬地。三叔的坟墓旁边就是他的父母亲的合葬墓，稍远一点儿那个小小的墓里埋着三婶父母的骨殖。周围还有数十座坟墓。多数坟墓上都长满绿草、荆棘，墓间的空地上，凌乱生长着针刺锐利的酸枣树。两只野兔子在坟墓间追逐着，吸引了两个孩子的目光。风从两道岭之间的深沟中刮上来，吹得纸灰团团旋转，我不得不反复地用一根树杈子镇压着那些燃烧的纸片，防止它们被刮到公墓外的那片松树林子里引发火灾。
如果能留到现在……这是一个人老了后经常说的废话，这世界上什么“果”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他，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父亲最后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父亲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湖自尽，时年60岁。
我前些天看过一文，大意是：如果这个世界总会有人问“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没人问了，或者想问的人不敢再问了，那么这个世界就真的不会好了。
莫言就是一个不停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人。
莫言的这本短篇合辑，用了其中一文的名字作为书名《晚熟的人》。说是他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的第一部著作，不太受当下待见的他，依然还可以在2020年的时候，将这些文字付梓出版，说明“这个世界还会好的。”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并且是被劣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他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最孤独的一个人。”
这段话是《晚熟的人》中的一段。一辈子很长，谁又会不遇到几个劣人呢？而我们或多或少的就会被他们催熟，从而拥有了一段又一段虽痛苦、不堪却很宝贵的被催熟经历。
每个人在命运面前都是晚熟的人，因为命运就是这样，不为人悲，也不为人喜。时代就成了命运最大的变数。莫言笔下的时代，看起来说的是我们父辈、祖辈的生活，我们以为不会再现，恍然间却好像正在向我们走来，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晚熟的人》接下来又要遭受又一场悲剧。
《红唇绿嘴》中说：“一个社会的败坏总是与文风的败坏相辅相成，浮夸、暴戾的语言必定会演变成弄虚作假、好勇斗狠的社会现实，反过来说也成立。”
您觉得当下的文风如何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说“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不得不说，这20多字的颁奖词是对莫言作品的概括，也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总结。这本《晚熟的人》呈现的又是12个典型的“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的莫言式故事。
谢谢莫言！
2022.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