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城市规划专家凯特.阿歇尔在他的《纽约：一座超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一书中，对纽约的下水道系统有详细描述，就像是在说一个有趣却又充满沧桑的故事。
我关注的重点是世界上最牛的大都市——纽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才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下水道系统的？为什么？
纽约地下水道（书）
据阿歇尔的描述，纽约市最早的下水道可以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的1849年，纽约才开始建设下水道系统。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纽约市所有开发成熟的区域都有了下水道网络，就连廉租房里也开始配备抽水马桶了。
但是在当时，下水道的污水是直接流进周边水域的，几乎都未经过处理。直到1931年，纽约市才终于发布建设现代污水处理厂的详尽方案。又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方案中的工厂才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1991年，纽约才终于停止了向海洋倾废排污。下水道工程成为城市超级工程的一部分，街道、地铁，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都以某种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维持着纽约这个超级城市的运转，至此全美最庞大的下水道系统终于实至名归，被认为算得上是一个“有良心”的城市。
阅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纽约的下水道系统虽具有如此强大的处理能力，可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
那么，为什么如此发达的美国纽约，城市下水道工程的建设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达到完善，而东京却仅仅用了13年的时间。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难，这就是所谓技术上“后发优势”带来的结果。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进步，后起国家完成类似的工作用时以及设计上的完美较之先进国家会走不少的捷径。
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但人类的经济增长，却只有250年的历史。经济增长在今天被当作常态，但在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才是常态。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与世界差不多，甚至中国还要比它们的发展更好一些，张维迎教授曾经就此做过点评。
250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0种到1000种，今天则是10亿到100亿种。根据2017年10月的统计，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就有5.98亿种。
人类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是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8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但三次工业革命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的。英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引领了第二工业革命，美国接着又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引领者，但在每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能很快追赶上，但另一些国家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其中有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是富国与穷国差距的原因。
所以说，对于世界影响最大的，或者说对于现代人类影响最大的是最近250年，再近些说，是最近150年，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1946年的计算机发明为标志，才仅仅77年。
中国有幸有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一次性的享受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短短的四十几年时间里，实现了西方国家要250年至少要150年才可以走完的腾飞之路。
日本较之中国的工业化自然起步更早，但是与美国相比，它在1991年纽约完成下水道工程的完美之后，于1993年即启动了东京首都圈外围下水道工程，不能说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我们常常认为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是从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裂开始的，它们不应该再有钱投入巨资在耗费巨大、工期漫长又无直接效益的下水道工程上，可是它们恰恰这样做了。
图源：网络（1993年以前）
因此，对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的评价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那就是GDP是不是唯一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实力衡量指标。
说到纽约地下水道系统工程的完善为什么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就需要回到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上来看。
随着混凝土建筑的扩张，绿化用地逐渐减少，城市污水外溢的情况变得更为频繁。过去，当雨水落在草地、树木或者其他植被上的时候，大部分会留在植物表面，然后蒸发掉，还有些会被植物根部吸收，其余则会从土壤中渗透下去，慢慢地流入地下河或者水库。
而随着大量的住宅区拔地而起，花园改建成住宅，草地变成停车场，为服务住宅区修建的道路又推进了混凝土建筑的扩张，这些都使雨水一落地就要流入下水道，导致原有下水道超负荷排水，污水溢流。
一旦暴雨突袭，城市内涝，是不是拥有强大高效的排水系统就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试金石了。
自从【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排水系统建成之后，日本暴风雨季节受洪灾影响的房屋从以前的41544家减少到了245家，浸水面积也从以前的27840公顷减少到65公顷。
技术有了，钱也有了，要不要办“下水道”这件事，办到什么程度，就是城市管理者经营城市的理念了。下水道工程花钱多、工期长，又在地下，四年一届的政府从中难以看出显著的业绩，而且如果未来出了问题，还会被追责，属于出力不讨好的事儿，聪明的城市管理者一般都会避而远之。
可是，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一场连下三小时的倾盆大雨最能考验城市的真实面目，如果街道肮脏积水，就说明这地方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
话说的直白了些，因此很多人不喜欢龙应台。不过，这事确实反应了城市理念，那就是城市管理者服务的对象是市民，还是上头，而这一区别恰恰是文明进步与文明退步的分水岭，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唬住人的。因为，台风暴雨是大自然，不会因为上头有威就拐弯逃跑的。
2021年7月20日的那场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官方通报的死亡失踪人数达到398人，而最让人痛心的地铁5号线的14人死亡只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但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即使是人民网（北京）也在7月23日发出询问：近日，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省会郑州发生严重积水、内涝。有网友问：“2016年郑州就成为河南海绵城市试点，为何内涝还如此严重？花的钱会不会打‘打水漂’了？”
郑州官方媒体也来回应：535亿打造的“海绵城市”，为什么没“顶住”暴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接受人民网“强观察”栏目采访时表示，从生态资源保护，以及应对小型自然灾害来讲，海绵城市都是有作用的，但是面对极端天气，它的用途有限。
他说“但凡任何工程技术都有它的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评价它就没有意义了。”
根据有关调查报告的解读，郑州地铁系统的设计——包括它的水泵、排水沟和管道均符合中央政府的排水标准，但仅适用于早期的50年一遇的暴雨假设。
联合国人居署程序委员、国务院外专局规划的专家饶及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他说：
“我认为一些批评有失公正”，“不可能为了防止千年一遇的洪水而建设一个999年都没有太多作用的基础设施”。
饶及人（图源 网络）
在饶及人看来，城市防涝存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治标”上，泄洪设备不可或缺；在“治本”上，地下管网的重修更是重中之重。
饶及人发现，不少城市存在“重地上工程，轻地下工程”的倾向。“城市更关注形象建设，但很少意识到将来千年发展中的功能建设”，在城市应急机制和市民防灾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城市在短时期内更难拿出有效应对措施。
饶及人在一次采访中还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地上和地下比重几乎达到1:1。
饶及人曾参与江西赣州的城市规划工作，他注意到，修建于北宋时期的赣州古城福寿沟，900年来从不淹水。
“它是罕见的成熟、精密的古代城市排水系统，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原则，建成两条排水干道系统，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福寿沟因此得名。”饶及人介绍，“福寿沟至今保持完好畅通，并作为赣州居民日常排污的主要通道。”
现代城市为何难以再现古代智慧？饶及人提及，一个原因是，政策的“指挥棒”或许尚未完全匹配城市发展需要。
“一些城市建设缺乏远见，没有做到未来人口的预测，再加上考核的时候，‘指挥棒’并不重点关注这个方面，就造成了现在的一些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建设体量像中国这么大”，在他看来，城市的建设不能过于理想化，更需要理性看待。
我不是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对于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灾害更是缺乏对于真相的了解。查阅使用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觉得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发现问题的所在。
三个月的访学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约着丸山喜久教授和Alice博士一起共进午餐，一是表达感谢，二是寻求刚到学校时候提出问题的答案。
丸山喜久教授说，日本对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重点在于防灾减灾，因为日本是个岛国，海拔低，地势平，河川多，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不仅多，而且是件相当可怕的事。特别是超级城市东京，过去每当大雨侵袭，总是非常受伤，因此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下决心在关东建造了这条【首都圈外郭放水路】来守护东京的风雨天。
至于中国与日本的异同，丸山教授坦诚对于中国缺乏更多的了解，不过，他认为中国的大学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也有不少的研究和成果，比如南京大学等，但是交流不多。
至于国家对于灾害防治的理念，丸山教授认为日本重在防，重在个人灾害意识的养成和教育，再就是有强大的个人灾害保险机制，全社会形成了自觉、有效的联动机制，各负其责。而中国是政府完全包揽，个人听招呼就行了，政府如果管得好，那自然是民众之幸。我问“如果没管好呢？”丸山教授仰头笑了，没有回答。
交流的过程中，Alice博士充当了翻译，也做了不少的补充，在谈到防灾减灾预测的时候，我提到了最近火爆的OpenAI，Alice博士回答说事实上这样的AI灾害预测模型已经有了，不过，还不能投入实际应用。
我说“日本的灾害发生比较频繁，而数据记录一贯严谨，因此基于大数据的AI预测模型应该很准确啊，在实践上应用岂不是会为政府提供很好的决策依据，并且会减少拍脑袋决策引来的事后指责。没办法应用的障碍出在什么地方呢？”。
Alice博士回答说“AI模型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但由于基于大数据的AI决策取的都是平均值，而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在数据中因为占的比重很低，因此在决策时会忽略掉他们的情况，而防灾、救灾最不能忽略的群体恰恰是他们，他们是防灾减灾救灾决策中最需要关注的人群。”
我有些纳闷，经过进一步与丸山教授和Alice博士的交流，我终于弄懂了其中的逻辑，那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在大数据中占据的比重很小，因此他们的数据对决策产生的影响就会太小，如果增加他们的决策权重，权重的比例又不好把握，把握不好可能会导致最后决策与实际情况的偏离，因此这一AI决策模型仍然在继续完善测试中，不会轻易投入使用。
他们在表达的过程中，一直很平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是最弱势群体，是防灾减灾、救灾的最优先人群，对于他们，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必须，而是一个自然的选项，或者说，这样的理念已经深植于他们的内心。我询问日本政府也是这个理念吗？他们笑着说，这是全社会的理念，每个人都是这个理念。
写到这里，我想对于“下水道的文明”的讨论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叙事逻辑，那就是城市是否把个人放在防灾减灾救灾的中心位置，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最重要考量，而这一理念是否深植于心于脑，决定着这个城市或者国家的文明指数，口号类的东西不具有参考价值，反而混淆视听，民主和法制是最好的保障。
与丸山教授和Alice博士挥手告别，真挚的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在千叶大学与学生们一起上课，也让我更加确定了防灾减灾救灾以及下水道文明的内涵是什么。而日本可以在战后，在所谓“失落的三十年”中再次以低调的方式站立起来，就有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理由。
有人会问，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的事儿怎么说，我之前讲过，当然不排放的最好，甚至世界上没有核设施最好。可是，现代文明的进步似乎每一步都是与科技进步同步相向而行，而这样的进步又无不是以损害原始生态为代价的，大到全球气候变暖，小到塑料袋的方便使用，核的发现和应用也在此列，人类要怎么办呢？
于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以平衡和指导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各个国家按照意愿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但加入了就要守着规矩，按照该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行事，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日本福岛废水排放这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九月份在维也纳总部召开了年度大会，入会的177个成员国中有133个国家参加了一般性辩论，而中国是唯一明确批判核废水排放的国家，连韩国、俄罗斯、伊朗都没出声，难道所有的国家都是日本的同谋，而我们之前一直赞扬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现在也沦为了美国的走狗帮凶……
就个人而言，一直奉行的是个人距离真相很远很远，选择的只能是以世界上最基本的价值观和依据规则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妥否，比如对福岛核废水排放的看法，以理性而非以立场。如此，才会融入世界，期待大同。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2.11，第9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