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卫
纳粹利用恐惧和惧怕的心理控制民众，他们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并不是关押犹太人，而是关押德国的反对人士，以后才大规模复制到了犹太人集中营。
我在这些展区徘徊，不忍多看，寻了座位坐下，耳边响起导览机的声音，是德国的马丁神父在二战后的1946年写的一首忏悔诗：
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神父的这首诗，流传甚广，导览机里也诵读了这首诗，我放在今天的【散记】文字中，甚至不确定会不会被企鹅和谐，但还是放了，和谐了就再删吧。
如果这也不能放，还能说些什么呢？ 难道连600万犹太人曾经的绝望，无数旁观者的忏悔也不能讲吗？！
有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医生》，作者的名字是利夫顿，他是犹太人，是一名几乎终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题的精神病理学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洗脑运动和文革现象，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世界。
这一次，在这本书中，他将研究对象指向了纳粹集中营，聚焦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医生角色，因为这些被称为“纳粹医生”的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 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写了一个《纳粹医生》读后感，她写道：
在这个金字塔型的责任体系中，“元首”和纳粹高层的作用最为关键。 某种意义上，他们为“善均衡”向“恶均衡”的转换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交由惯性即可完成。
因此，在“恶均衡”形成的过程中，普通人最大的恶往往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懒惰。 他们只需在一个危险漩涡形成的过程中保持高枕无忧的姿态，就可以以其重量成为这个漩涡的动力之一，而当这个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快、即将其吞噬时，想要挣脱它就为时太晚。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有很多因素促成当时“时代的洪流”。 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纳粹主义的话语系统对于纳粹医生合理化恶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将一个种族主义的故事包装成一种科学乃至美学，它抽去了邪恶的邪恶性。
换言之，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 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
党卫军头目希姆莱（Himmler）曾经一再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
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话语系统中，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最健康向上、最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老弱病残等等代表了“病毒”和“污染”。 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神话，杀戮被反转成了拯救，施恶是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杂草是为了庄稼更好地成长。
书中有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尽管纳粹德国最后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但在有关犹太人的各种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杀”这个字眼。 纳粹使用“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终绕开“杀”字，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围绕着“拯救”而非“杀戮”展开其话语。
在《革命的不朽性》中，利夫顿曾经指出，集体主义的话语（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国家等等）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通向“不朽”——个体生命转瞬即逝，而群体却生生不息，因此，人们通过依附集体靠近永生、平息对死亡的恐惧。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 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
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 “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 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即使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表演性的，当一个医生手上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后，他也会因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将表演性的信仰转化为真实的信仰。 事实上，他手上的鲜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说服自己“种族优劣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刘瑜副教授剖析的深刻，国人能懂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走入犹太大屠杀历史馆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和劳工营展示区，《辛德勒的名单》电影中那些熟悉的犹太人囚犯人像，那些标志性的蓝白相间条形服装，以一种实物的形态，如此真实的映入眼帘的时候，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又 仿佛听到了死神的狞笑。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他们每一个都曾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普通人的梦想，却全都被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无情的灭绝了。
一封存世的信上哭喊道：“我们已经到了最底层，啥也没有了，包括我们的名字。 ”
终于走到了5000英尺棱状通道的最后——名字堂（Hall of Names），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媒体上看到的那副撼动人心的图片。
巨大的圆形穹顶上，贴满了600张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犹太人照片，穹顶的下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水坑，象征着他们的坟墓，600张面孔倒映在水中。
禁不住的唏嘘，每一个人都有一张人类的面孔，而每一张照片影像着的都是一位犹太民族的普通人。
环绕展厅的圆形档案架上，收录了300多万受害人的档案，而那些尚空的架子，传递的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因为还有数百万人的姓名无从得知，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为了找回犹太大屠杀中所有被害人的姓名，纪念馆一直在做着这件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还在不断寻找线索来确认其他死难者，我们将竭尽所能去了解他们是谁。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图书馆馆长罗泽特说。
最后一个展区，序号为10，空空如也，音乐缭绕，墙上变换着遇难者或者幸存者们当年写的信件，看着让人心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事实上，1942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是有计划、系统性、坚决的，当消息开始传到盟国，传到全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反映是冷漠的。
罗马教皇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中立。 虽然确认欧洲犹太人正在大规模的被杀，但英国等盟国并没有把这事当作首要事务，他们“认为一切目标的首要是让德国人投降，而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坐下来与他们谈判。 ”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子孙后代要充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确保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不论是在犹太人身上，还是在其他人身上。 “罗泽特说。
——张家卫以色列百日散记（2022.11.10 第68天）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侧记》（二），明天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