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四十年前，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官方美国特使。之后的40年来，他先后50余次来往中美，经历了七任美国总统和中国四代领导人。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写了一本书，叫《On China》，中文名字被翻译成《论中国》，他用自己的视角和经历写了一个他眼睛里的中国。
从我一个半月前开始担忧“去中国化”或者说“去全球化”之后，最近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剑拔弩张起来，火药味越来越浓，真的有点看不懂了，各式各样的大咖小咖，官媒自媒，以亿为单位的中国百姓，或义愤填膺，或忧国忧民，沉默的大多数更大多数了。
美国的政治分析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基金会4月9号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情绪普遍上升，28%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态度，高于一年前的17%，对美国持正面态度的受访者比例也从58%降至39%。
美国的百姓也没闲着。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了一份民调，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负面比例竟然高达66%，只有26%持正面看法，这是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差记录。而2006年是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一次，持负面看法者仅占29%。2017年，川普执政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47%升至66%，上升了近20%。
回望下2011年，也就是基辛格出版《论中国》的那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民调是33%，还好。
中国的《参考消息》，当时写了一个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务实主义”延续至今》，说：“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引人入胜，视角敏锐，时而显得执拗，不仅讲述了他在尼克松与中国建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试图说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是如何影响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西方的态度。这本书受惠于许多历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但它对中国的刻画也源自基辛格对中国几代领导人近距离的亲身了解。”
因为有《参考消息》的肯定，我就试着去《论中国》一书中寻找些当下的脉络。因为，既然无法预知未来，也不能妄议，那就咀嚼一下历史，或许会窥见未来的一些影子：
“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中国对周边其他国家长期保持的态度：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返也。”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弱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
“中国古圣贤认为，世界永不可征服，明君只可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片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这也许是中国人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
“英国要求与中国在形式上享受与天朝主权平等，两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争端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钱和通商许可安抚贪婪的夷人。然而蛮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一旦建立，将会撼动中国的整个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会丧失天命。”
“突然实施军事打击，马上继之以政治层面上的动作。在中国人眼里，恢复了心理上的对等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威慑。”
“朝鲜战争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中国处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美苏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中国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估计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允许对方把他打败。”
“‘大跃进’若成功，则能驳倒莫斯科的渐进主义，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真正搬到中国。”
“若苏中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中立态度，但在此范围内应尽可能向中国倾斜。”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画，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毛泽东凡事都上纲上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意识形态应该为‘专’服务。
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的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群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纯粹凭借意志力和意识形态能克服一切障碍，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专长和资本来补救缺失。“
“中方谈判代表用外交手段把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融入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对他们来说，外交就是制定战略原则。他们并不特别重视谈判本身的进程，也不认为开启一项谈判是什么会改天换地的大事。在他们看来，个人关系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虽然他们也许会利用个人关系以图方便。谈判陷入僵局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把僵局视为外交上不可避免的一种机制。若对方的友好态度能达到明确的目标或是一种战术，他们才会表示赞赏。他们也很耐心，用长远观点来对付急躁的谈判对手，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军事力量和外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军事行动有时能为谈判创造条件，但一旦谈判开始后，应该按谈判本身的逻辑来推动谈判的进程。所以谈判伊始，美方就减少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同意暂停轰炸越南，用安抚取代施压，减少实质性的措施，以增加无形的筹码。美国外交政策一般来说愿谈细节，不愿泛泛而谈，愿谈实际内容，不愿谈抽象概念。谈判代表被要求采取「灵活」态度，并觉得有义务提出新建设以打破僵局。其实这样做会始料未及地造成新的僵局，于是又需提出新的建议。谈判对手若是决心拖延时间，往往就会采用这样的战术。”
阅读着基辛格的文字，仿佛昨天就在眼前，又恍如昨天的故事又在今天重演。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基辛格说：没有了共同的敌手来约束他们，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靠什么来保持和平，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信任？
基辛格引用了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艾尔·克劳 (Eyre Crowe) 1907年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作为预言的引子。
克劳认为“（德国）尽己所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尽管是符合德国的利益，但这本身必然会导致与大英帝国的“客观”冲突，而不管德国的外交官说或者做了什么。
当下的美国，基辛格注意到，存在着一个“克劳思想流派” (Crowe school of thought)，他们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水火不相容”，因此认为美国最好采取先发制人的敌对政策。
基辛格感受到了两国社会的焦虑在增大，他也担心那些声称中国的民主是两国互信前提的美国人会加剧这种焦虑。他警告说：隐藏的下一次冷战会阻止中美两国的进步，而在现实中，双方主要的竞争更有可能是经济而非军事上的。
尽管基辛格展示了他的焦虑，但最后还是给出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英明的领导人将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Pacific community)，类似于美国与欧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体。所有亚洲国家就可以加入这一体系，这一体系当被视为中美联合的事业而非中美两大敌对集团的竞争。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去“建立磋商与相互尊重的传统” ，从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 “体现各国的抱负” 。
4月3日，已经97岁的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说：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他呼吁世界各国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问题，否则将面临“最坏结果”。
4月6日，前美国白宮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则痛批基辛格“你一开始就是中共的代言人”。
“五一”小贴士：今天是美西时间的5月1号，中国的“五一”节要早于这边15个小时，如同勤劳中国人的太阳都要比西方早升起15个时辰，尽管这节日是“国际”的，其起源也是美国人干的，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却要等到9月份才过，各有各的理。
昨天，中国的5月1日，全球主要股市全线杀跌，中国资产亦遭遇惨重抛压。离岸人民币单日暴跌超500点，A50期指最多时跌去5%。亚太股市全面失守，澳大利亚股指跌幅超4%，日本股市跌幅超3%。反弹势头较好的美股期指亦全线杀跌。（我是谨慎悲观的看空者）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口水”战已经让最白痴的人都看懂了“预期”。
特朗普先生昨天电视上做出“将要报复”的最新表态，无论你怎样的抗议、反对或者斥之为无耻，但是这位总统先生似乎真的是已经代表了美国民意。美联储主席最新表态认为经济复苏不会是一个平坦的里程，其中深意如果不信，那也真是没有办法。全球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330万，美国失业人数超过3000万，中国除了《新闻联播》中的大好形势之外是不是真的具有稳步回升的动力或者动能？我不敢妄议。全球其他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与美国或者中国相比，会表现的更好吗？面临40年来又一次的选边站队，他们会站到中美的哪一边？无论他们代表的是正义或者邪恶！
今天早上，本来是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温哥华日子，但是却被来自加拿大Global News的一段三分钟视频震撼了，其指责海外华人早期的援华捐赠是被中国政府有组织恶意操纵的。真相无人知晓，但就我身边的海外华人社群或者团体或者个人，当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大家自觉自发的拳拳之心，哪里是一个什么“恶意操纵”？当加拿大疫情开始之后，身边的大家再次捐款捐物，奉献爱心，难道也是某一个组织的“恶意操纵”吗？
人类最朴素的“爱”字，中国人最朴素的“故乡”情正是人类共同的“motherland”情怀和对灾难中人们的大善之举。Global News 的“News”应该改成“Story”！
其实，Global News 的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3月份末，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Global Mail）驻京记者就发表了一文“中国制造业正竭力满足对呼吸机和口罩的需求”，并援引一些人士的表态，称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正越来越倾向于控制抗疫物资供应链”，并通过采取行政手段“确保口罩等物资优先输往国内市场或政府指定的海外市场”。
4月中，《环球邮报》又刊载了该报评论员署名文章，称中方编造数据、隐瞒真相，“加剧了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卫生和系统性危机”。
海外正在蔓延的怨艾曲线如同新冠病毒确诊人数曲线一样，越来越呈现出肆虐的景象。
2月7日，同样是《环球邮报》，刊登了温哥华朋友张康清先生等四位华人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加拿大发扬白求恩精神，关注支持中国抗击疫情，鼓励合作科研攻关，在西人社会中赢得广泛关注和点赞。
在《环球邮报》网站上，有读者在文后留言说：“如果我们有能力，希望向湖北医护人员伸出援手。”“有时间吵架，同时也要有时间记住我们共同的人性。”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万方教授针对Global News的指责说：“这则新闻映射的不是价值观。是一些基本事实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对加国华人的安危是隐患。”
前些天，我在【环球华报】写了一个文章，题目引用了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董晗鹏先生的语言《我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讲述了当下正发生在美国并蔓延到加拿大甚至全球海外华人中间的排华和辱华现象，确实不能也无法掉以轻心，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思或者价值观来面对。
昨天的文字，我用了罗素先生的一句语言《我準備起草一份嚴肅的起訴書，控告任何一個欺侮中國的列強》作为文章标题。朱大姐给我留了言“教授意味深长，用心良苦。”
小贴士写的真的有些长，如果要扣回主题的话，我就想问一句“基辛格先生们还都在吗？”可爱的中国同胞们，不要再喊“别了，司徒雷登！”好吗？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不错的人。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早就给他平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