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部老电影《大明劫》,2013年上映的,有些触动。
电影的故事不复杂,懂点“明末那点事儿”的人都能说上一二。
明朝末年,连年灾荒,战乱四起,大明朝风雨飘摇,勤快的崇祯皇帝尽管大权在握,却也是如坐针毡。
大厦将倾之时,《大明劫》讲了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是电影中的两个主角。
一个是临危受命抗击闯军的明军大将孙传庭,一个是离开官场行走江湖的游医吴又可。
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却因为一场大瘟疫,将命运紧密的连在了一起。
真实的当时历史是怎样的呢?
大明崇祯15年(1642),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也正是这一年,闯军气势如虹,熊文灿、杨嗣昌等一干将领连连败退,大明朝国势岌岌可危。面对危局,崇祯帝再次想起了被自己三年前关进大牢的大将孙传庭。
孙传庭(1593—1643),山西代县人,屡立战功,忠心耿耿。
孙传庭被崇祯帝放了出来,并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接着担任陕西总督,连战连胜。可是随后在崇祯帝的催促下出潼关进剿李自成,不幸在柿园之战中败退陕西。
第二年(1643年),崇祯帝又给孙传庭加了不少官衔,一直到兵部尚书,后改督师,可是,崇祯帝的圣谕一再急促,令他立即出关进剿李自成,孙传庭虽不欲仓促出战,可是不敢违抗圣命,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孙传庭在汝州之战中溃败,不久后阵亡于潼关,年仅五十岁。
五天后,西安失守,孙传庭的继室张氏率三妾两女投井自杀。
孙传庭死后,由于没找到尸骨,且有传言称孙传庭还活着,崇祯帝未给任何封赠。
孙传庭死后五个月,李自成打进京师,明朝灭亡,因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之说。再后来,清军入关,打跑了李自成,就是后话了。
吴又可(1582—1652年 ),本名吴有性,确有其人,江苏吴县人。
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有《温疫论》一书,大瘟疫之下,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却毫无效果,他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治疗方法,有效遏制了明末的这场大瘟疫流行,这事儿在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都有一笔,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大明劫》的电影结局中,孙传庭不得已率军出关,欲留吴又可在军中行医,可吴又可不从,临走前,他给孙传庭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孙传庭在潼关战死,而吴又可回到他的老家吴江,完成了他的著作《瘟疫论》,他在书中记载的经方“达原饮”,在后世的瘟疫治疗中屡建奇效。
事实上,这部《大明劫》不是纪录片,也算不上完全的纪实,因为孙传庭和吴又可俩人是真的,但在那段大瘟疫的历史上并无交集,他们在各忙各的,是编剧和导演把他们放到了一个舞台。
放得好!
《大明劫》巧妙地把明末乱世的朝野荒戾、虚实变换,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把两位真实人物串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两条主线:战乱与疫乱,以人带史,以史明理,犀利的镜头语言画出了一幅恍如命中注定的暮气残阳。
这部电影在2013年上映时叫好不叫座,但今天看来,无论是剧情、道具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堪称上乘,其中反映的历史和刻画的故事更引人深思。
清军入关后,明末殉节的那些大臣们鲜为人们再谈起,因为这是敏感话题。
一百多年后,到了大清朝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下令要表彰明末殉节的那些明朝大臣,孙传庭由此获得了“专谥”的待遇,褒奖词中说他“夙娴良画,屡著捷功,仓卒殉军,仁成身殒”,第二年(1776年)他又获封“忠靖”谥号,被列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
不知道泉下有知的崇祯帝听了这消息有何感想,孙传庭知道有了这封赏是喜是悲。
《大明劫》这部电影,2013年的制作成本花了3000万,却仅收回票房452万。这样的电影没多少人喜欢看,看了也当古装片来看,对于很多人而言,历史就是过眼云烟。
刚刚,2023年诺贝尔医学奖公布:开发mNRA疫苗的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o) 和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两位美国科学家获奖。
颁奖委员会赞扬两人的研究成果“成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预防了严重新冠病症,减低了总体医疗负担,令世界重新开放成为可能”。
380年前,中国医生吴又可应该是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而中国更不缺忠君爱国的将领,可他们的命运却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是一回又一回的“总把新桃换旧符”罢了。
吴又可说“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吴又可懂医道,更懂宿命。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0.4,第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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