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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东林(第56天)




与数位南京当地的著名企业家、大律师还有官员喝茶,刚谈及成都的书院文化,就有人连称“与南京比,成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看来,强大中国的雄心壮志,不仅仅需要国家的自信,也需要油然而生的大城市自信作为支撑。更何况,南京书院的历史地位确实很高,但评价书院文化的标准要看怎样取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验。

何为书院文化?我以为,书院的讲学、论道首先体现的一定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尽管“争鸣”的范围难免局限,却万万不是先生讲、学生听式的照本宣科,与正统的官学教育相比,应该自由的多,也要散的多,方为书院,而非学校。

换句话说,我理解的书院讲学为私学,与官学不一定冲突,却属于两个性质。即使是官办或者官督民办的书院,也要讲求百家争鸣,才会办出风格,筑巢引凤。

我是支持南京人的自信的,只是觉得无需与成都相比,各有各的长板。

江苏的书院文化,不说别的,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名气独步书院名录,毁誉参半,竟然被归类为“党人”,相信名录上载有名号的六千书院绝对是难望其背,自然也是难与其为伍。


“东林书院”的兴衰历史,像极了中国朝代史变迁的缩影。其成名源于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争斗,其背后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是那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杖。

我是第一次来拜谒东林。

也许因为防疫,今天的东林书院,大门未开,走的是侧门,门头不大。可当望见了蓝色匾额上书写的四个金色大字“东林书院”时,我的心还是禁不住的颤了一下,如同见到真佛不自觉的就会匍匐地上膜拜一样。


东林书院并没有想象中的冷清,其规模就像一座大号的江南大庭院,曲径通幽,绿树婆娑。

庭院里卧着的一池湖畔,游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锦鲤,泉涌应该是后做出来的。准确的说,这就是一个池塘,虽袖珍,却因为“东林”的名气,我坐了一会,大有“有龙则灵”的感觉。

窄窄的庭院路上,人不少,却也不算拥挤。


仔细打量,原来书院将一些房子办成了孩子们学习琴棋书画的课堂,无锡图书馆也在这里开了一个分馆,书院并不收门票,因此也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遛弯儿,至于父母带着孩子来这里上课,祖孙三代同行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东林书院的名气主要是“东林党人”,其“兴”,其“灭”,又“再兴”,被无数人唏嘘不已。有人说他们代表了文人的凛然正气,是国之栋梁,也有人说他们是大明朝落幕的罪魁祸首。

其实,这些话,都是皇帝说的。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1604年,被尊称为“东林先生”的顾宪成,丢官回到家乡后,领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将书院定位为“读书、讲学、爱国”,定位没错吧?他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是不是也更没错?


错不在他,错在了他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多数时间就像皇帝的夜壶,自己觉得高雅贵气的很,但在皇帝看来,就是一把起夜方便不得不用到的夜壶。

话说的难听了点,我也不愿听,也因此不敢往文人的堆里扎……望着书院墙上画的明末东林党人分布简图,不知道应该为他们骄傲,还是替他们难过。


图上看,被列在东林党人名单的江苏(含上海)地界儿人数最多,有76人,四川只有3人。

不过,江苏地界儿的南京应天府仅有1人,四川的3人却都在成都府。说明南京的人,那时候就挺会当官,拎得清形势,江苏的地界儿上,倒是无锡和苏州的文人好像积极也冲动的很。

令南京人看不大上的成都书院文化,笑称是“盆地”文化,怎会引天下名人雅士前往或者造就大文豪或者大文青呢。我笑而不语,其实,成都的“盆地”文化,恰恰因为其与中原、与江南不同的地理区位,而彰显其其独特的个性。

巨大的四川盆地中,成都是“两山夹一平原”的基本地理格局。两山是龙泉山和贡嘎、幺妹山脉,两列山脉之间,就是成都人烟火人间3000年的成都平原。当然,古时候的成都自然脱不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险恶。

先秦及秦汉时期,成都经济与文化落后,蜀人自己就说“蜀本无学士”。到了唐宋时期,成都经济达到鼎盛,人称“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政局安定之时,文人雅士以游历成都为风尚——“自古诗人例到蜀”。中原动荡之时,文人雅士又纷纷以成都为避难所,尤其以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战乱时为最,杜甫就是那时候跑来定居的。

陈古嘉先生著作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对各省历史上的书院进行了盘点。其中,四川地区的书院在唐五代时期居第四位,宋代居第六位,元明两代下降在十名以后,到了清代一跃排在了第二位。

清代以前的书院除少数官办之外,大多数都是私人所办。但是,到了大清朝的雍正年间,官办书院大增,四川境内的书院猛增到394所,成都也是办书院成风,数字是21所。

名声大的四大书院有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和潜溪书院,尊经书院也非常有名。


不过,大清朝时期的四川书院虽然多了,却与以前的书院不大一样了,其标志就是戒律森严。锦江书院藏有一块卧碑,刻的就是《学校条规》,上面云:“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用四个字表达就是“不许妄议”。

到了清朝光绪末年的1901年,朝廷下诏,教育改制,将全国的书院改设为学堂,书院制度就此亡了。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

胡适先生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未完待续,明天续(二)】


——张家卫成都百日散记(2021.11.30第56天)【东林书院之瞎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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