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家卫
提到杨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钱锺书夫人。
更多人对她的了解，来源于她和钱锺书相濡以沫的爱情，还有她的淡泊名利和与世无争。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享年105岁。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排行四。祖籍江苏无锡人。 “季康”的名字因为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后来，她写的剧本上演时，她干脆取了“杨绛”作为自己的笔名。
百度百科上说：杨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维基百科上介绍：杨绛，中国作家、文学翻译家。其丈夫为钱锺书。
夏衍先生曾有言：“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
TWG Tea Canada Club读书会第78期推荐阅读罗银胜先生编著的这本《杨绛传》，让我们一起来看 “她和钱锺书相濡以沫的爱情，还有她的淡泊名利和与世无争。”
第一章 故里家世
杨绛出生那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亡了。第二年，中华民国建立。
父亲杨荫杭 (1878–1945)，毕业于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早稻田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母亲唐须荌（àn）(1878–1937)，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是同学。
父亲杨荫杭曾出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务，是一名法学家，以刚直不阿著称。后辞官先后担任过报社主笔、执业律师、自由评论家和教授。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第二章 大学时代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她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1932年，她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1932年春天，与钱锺书在清华大学认识。1933年考上清华研究院外国系研究生，季羡林是她的同班同学。
杨绛说：“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 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有其父必有其女】，这句老话从杨绛父女的对话中真真的感受到了。杨绛的一辈子，与钱锺书一样，“书痴”一对。
第三章负笈英法
“杨绛和钱锺书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到咖啡馆坐一会儿，注意从社会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奋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那段时间，她们夫妇俩真的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钮先铭在《记钱锺书夫妇》一书中说：‘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对文学有一股奔放的思想，对于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有极深的造诣，季康也不赖，真是一对天上的仙侣、人间的鸳鸯，而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
第四章 孤岛岁月
1938年9月，杨绛和钱锺书带着刚一岁多的女儿钱媛辗转回到中国。钱锺书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杨绛则带着钱媛回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经成孤岛，只有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但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杨荫杭父女数人东逃西藏，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老家。这时苏州已成一座死城，尸殍遍野。回到家里，像是遭遇过打劫一样，下人和他们的乡亲在家里“各取所需”，东西拿走不少。好在还有一些存米，一家人暂时勉强度日。”
“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是杨绛感到：‘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第五章 步入剧坛
上海“孤岛”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影响到他们乐观的情绪。杨绛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正是在上海孤岛困顿的时候，杨绛步入了剧坛。而她的创作也“并非偶然，这是来自于她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她灵感的渊薮（yuānsǒu）。”
“杨绛果然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
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日本作家鹤见佑辅说得好：“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 杨绛写的就是这种含泪的喜剧。因为是用泪水稀释过的，故而笑得痛快淋漓，笑得含蓄蕴藉；这种笑带有无穷的意味。
夏衍先生的“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也正是这个时候说的。
第六章 艰难时刻
上海成了一个“围城”。抗战八年，杨绛饱尝战乱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战胜利的热切企盼中，艰难度日。
钱锺书的《围城》，却也正是这个时期—1944年动的笔。抗战胜利了，1946年书稿完成。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构成了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杨绛分享她的“闺房之乐”说：“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曹禺、顾一樵、李健吾、郑振铎、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众多文化名人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杨绛笑称“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谈到新中国解放前夕的道路选择，杨绛写道：“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第七章 定居京华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杨绛、钱锺书双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
不久，1950年，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又与之后的“三反”运动紧密配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清华园就失去了平静。
学术文化界的“左祸”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祭坛慢慢地开始“升帐”。
杨绛三十年后回首往事，说：“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第八章 流年沉浮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其标志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据《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介绍，在鸣放期间，有不少人动员杨绛和钱锺书鸣放。‘反右’开始，劝他们夫妇发言的人却一个个大都被划为‘右派’。”
冯钟璞对杨绛说：“杨先生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
杨绛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
夫妇俩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看到了亲友以及文学所的同事相继落难，有傅雷、储安平、钱基厚、周勃、陈涌等等。
接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又是一个热昏的年头，在“大跃进”后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氏夫妇双双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众矢之的。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他们对此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贻毒群众。
杨绛、钱锺书在所里的批判会上，缄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议。由于他们人缘较好，受到批判的程度在整个所里还不算是最重的。
杨绛和钱锺书作为“白旗”受到批判之后，他们更加体贴，互相照应，虽说噤若寒蝉，但依然享受着生活的情趣，社科院同事朱寨的一段回忆，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此时日常生活之一斑：
“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荫，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时，钱锺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女士正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
他们不仅对我，对其他路人也都客气谦让；即使路上没有其他行人，他们也都走在道边。”
第九章 十年尘世
一九六六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下发。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次日，即八月九日，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出来了”。三天之后，她的丈夫钱锺书也被“揪出来了”。
从此，他们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之为“揪斗”。
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锺书的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斗完以后又勒令他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弯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
回顾这段困苦不堪的经历，杨绛沉痛地说道：
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岿然不动”。
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
“文革”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按照“颠倒过来”的原则，文学所原来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小刘当起了领导，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杨绛扫厕所，钱锺书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正常的业务活动均被取消。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大地变成了人间“炼狱”，杨绛夫妇的同窗好友吴晗、袁震含冤自杀。一九六八年，杨绛的妹妹杨必被多次威逼交代在国际劳工局兼职一事，后来因急性心脏衰竭在“睡梦里去世”。不仅如此，在运动中，杨绛父母和三姑母的墓碑也被砸毁……
即便如此，杨绛和钱锺书也不忘寻找自己的快乐，“书”是他们的寄托。书中描写他们在五七干校下放时候的一段经历写到：
钱锺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锺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读到此处，不由得我黯然神伤。不自觉将心得更多的放在了这一章节。
杨绛先生在女儿和丈夫走了之后，九十多岁高龄时，以怀念的笔触写下了《我们仨》。关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杨绛用了“万里长梦”的题目。罗银胜先生解读道“也许是要给可怕的经历裹上一层梦的外衣，也许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经历像梦一样不真实，也许是要借梦说出比可怕的经历更重要的真理—是梦非梦，亦实亦虚，似真似幻。”
我父亲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他八十多岁时候我请人帮助他以口述方式写本回忆录，仅仅是作为记忆，并非公开发表。稿子草样出来后，他却坚决的将“文革”中他的经历和讲述全部删掉了。他说“过去了，就不再提了。” 短暂的不解之后，我还是理解了他：一是他不愿意再去回忆；二是“文革”时候养成的噤声恐惧，即使多年过去，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不知道什么时候，“春秋笔法”的文风又大行其道，我也时常用之，写的好累啊。不过，总要记忆些当下心得吧，要不，再过些年，就真的往事如烟了。更况且，让自己清醒 ，也可以让自己的亲近朋友们有个另眼参考。至于有用或者无用，话说到了，也就像风一样，吹了、散了，或清凉，或冷，或温暖，你觉得像个什么就是什么吧。
不自觉的又想起了余华先生1992年写的那部小说《活着》，后来还被张艺谋导演拍成了电影，葛优和巩俐主演的。
“活着本身很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的活着，正因为异常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余华的笔触悲的太多，说的应该也是杨绛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
余华1960年生人，较之杨绛年轻了四十九个年头，也说：“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第十章 著译尖峰
1976年10月，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终于结束了。从此，中国将拨云见日，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迎来科学的春天！迎来知识的春天！迎来艺术的春天！将原来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禁锢，碾为齑粉（jīfěn）。
本章节用了“著译尖峰”来命名，贴切的描绘了杨绛和钱锺书的新成就。比如，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可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
但是，杨绛在《将饮茶》一书的代后记中却表达了自己并不谋求出名的愿望：夫妇两人“都要一件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并且“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第十一章 笔耕不辍
一九五二年前后，与“三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绛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三十多年后，她调动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积累的丰富素材，根据亲身的体会和感受，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洗澡》。
在小说的结尾处，杨绛意味深长地说：
“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在杨绛的笔下，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只有很平常、很普通的人物，不管是可亲可爱的，还是可憎可恶的，抑或是可悲可叹的人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演绎的是这些寻常人物的家长里短，因而更带有生活气息。
第十二章 生活侧影
随着噩梦般的“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钱锺书、杨绛伉俪在中国和国际的学术界重新露面。
走进杨绛、钱锺书的家里，只觉得满室书香。他们把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放满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两位主人中西文化贯通。
屋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锺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人家问道。“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读到这里，突然一种心情涌上心头。其实，平淡的生活和平凡的活法，才是生活的真谛和幸福。相濡以沫，大概也是这样来的吧。
第十三章 抵抗不幸
杨绛的家庭一直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却屡遭不幸。1997年早春，女儿钱媛病逝，1998年底，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丈夫也撒手人间。
87岁，原本是尽享天伦之乐的年纪，杨绛却先后经历丧女丧夫之痛，很多人都担心她熬不过去。
一朋友前来探望，见她独身一人而禁不住哭泣起来，她反而劝慰道“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锺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钱锺书逝世后，杨绛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
杨绛关于读书的一段话，读着有趣，分享来听：
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
关于“大人物”，杨绛的这段话，也是真真的至理名言：
“那伙自封的英雄豪杰，一个个顶天立地，有我就没有你。请瞧吧，古往今来，只见你挤我，我害你。个人之间，是人与人的互相倾轧。大家永远停留在彼此排挤、互相伤害的阶段上，能有什么成就可说呢？他们活一辈子，只在黑暗中挣扎，我又何苦为他们操心呢？”
钱媛和钱锺书走后，2001年，杨绛去了母校清华大学，用钱锺书和杨绛的作品收入所得，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不仅体现了杨绛爱书的品格，更寄寓了她让更多穷孩子也爱读书的美好愿望。
阅读到这里，我倒是怀念2001年时候的那个岁月。“好读书”三个字好平淡，却真的觉得是中国社会最缺的东西。“读书”看起来是一个人最容易实现的人生需求，却实在又是困难得很——贫苦时代柴米油盐的窘迫是原因，个人的惰性是原因，无好书可读是原因，社会的宽容和鼓励思想更是原因。
2010年，我在母校-大连海事大学捐建了一个以“小型人文与社会科学图书馆“为目标的心海沙龙，图书馆以咖啡沙龙的方式，依着很美的心海湖水。建筑方方正正，白颜色的。设计的时候，我坚持将二层做成了半幅，另半幅就是一楼的挑高，我觉得读书的心气就是视野，而不是局促。
我将书架的设计遍布在建筑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来的学生即使不读书，也会看到书，染些书香也是好的。我还坚持不让卖饭售酒，因为这会坏了墨香的味道。钱自然是赚不了多少，有了盈余就捐给了学校。为此，我与之相配，在学校设了一个基金，名字也叫心海，细水长流，竟然也有了300多万。
习惯是慢慢养成的，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读书无用“的观念却也因为”文革“而成了新的习惯。
已经十年过去了，心海沙龙已经成了学校的地标。前些日子收到了学校通知，也许这地方就会消失了，不再会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的目标，要变成商业的一个咖啡餐厅，因为要纳入学校“统一的商业招标”。我觉得挺遗憾，却并无愤慨，因为中国的事儿从古到今都是轮回的，一代一代人的失望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们其实都是活在如杨绛先生这些先贤的影响之下，我总觉得“言”很重要，比如，杨绛先生就是用她的文字让我们懂得她、钱先生以及更多关于那些个时代的他们。“行”也同样重要，却无需那些伟大的励志，力所能及的前行就好。心海沙龙就是其中的一个。消失了，也就消失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留下脚印固然好，没了，也算是留在了自己的记忆，不后悔。
杨绛在她的处女作《收脚印》中写道：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我希望也相信，杨绛先生的“好读书”可以更长久……
第十四章 文化担当
钱锺书去世后，已经九十余岁高龄的杨绛依然手不释卷，孜孜笔耕不辍。
“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92岁时，杨绛又独伴青灯，一笔一划的写下了《我们仨》，书中记录了他们一家三口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哀而不伤。
96岁时，杨绛又出版了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100岁时，由杨绛整理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正式出版，这是她历经无数个日日夜夜，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的，整理完有7万多页。
百岁时，杨绛被诊断出有心衰，但她依然努力和时间赛跑，每天坚持锻炼、写作、练字，还研究《红楼梦》。
第十五章 年方百岁
尽管已经一百岁高寿了，杨绛的日常起居照常如初，她往往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年事虽高，九十点钟还是下楼在小区“遛弯儿”，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作息有规律，每天坚持写作，甚至练字。
她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钱锺书的侄女钱静汝感慨地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第十六章 拍卖风波
102岁高龄的杨绛于20日在家中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收藏人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发生在2013年至2014年之间，历时将近一年的这场书信手稿拍卖案中，杨绛取得了完胜，表现出铮铮硬骨的一面，没有半点柔弱，有的只是刚强。
第十七章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钱锺书一生酷爱读书，每读一书必作笔记，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从未面世的读书笔记，由杨绛一直保存着。杨绛坚定地相信，钱锺书的笔记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她说:“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第十八章 生命之火
杨绛曾经说过：“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至2014年，钱锺书的中文笔记、外文笔记都整理好了，杨绛自己也出《全集》，“现场”似乎打扫干净了。
杨绛的散文写的好，我尤其喜欢她年迈时候的作品，行云流水，无有一点做作。读之如见其人。
“杨绛的散文比我好。”钱锺书承认，“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女儿钱瑗更是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阅读罗银胜先生的这本《杨绛传》，是一个不自觉将自己生命代入进去的过程。其苦，其乐，仿佛就在眼前。最稀嘘的是50年代之后的那二十余年的 “艰难探索” 岁月，也庆幸自己仅仅是阅读而非亲历。每每听到那些为 “艰难探索” 翻案的论调，实在是愤懑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唯有垂头丧气的份儿。
罗银胜的这本《杨绛传》，书稿是呈杨绛先生亲自审阅过的，实属不易，因为杨绛一直以来就不喜他人作传。这本书 2005年初版，第二版在2011年以《百年风华：杨绛传》之名出版。我们阅读的这版，是2015年推出的《杨绛传》典藏版。
杨绛先生一家三口的先后离去，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的主流，对于他们的评价一直像神一样的存在。我也是钦佩不已，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当看到了他俩曾经与邻里干架的故事，除了觉得有趣，更觉得与他们亲近了不少，顿时人间烟火起来。
1973年的某一天，60多岁的钱锺书、杨绛夫妇和40多岁的邻居夫妇打了一架。不是吵架，是拳脚相加的干了一架。
根据杨绛先生发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看来，战况相当激烈。先是杨绛女儿钱媛中了对方女子的“九阴白骨爪”，杨绛扑上去为女报仇，却被对方夫妇虐摔数次，情急之下还以对方女子一招“美人回咬”，接着钱锺书加入战局，直接用一块厚木板以“当头棒喝”功法让对方的胳膊受了重创，然后跑回屋子，任外面叫骂而闭门不出。最后，女儿钱媛喊来了居委会，算是平息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从结果上看，还是60多岁的杨绛夫妇略占优势，真是老当益壮。
打架的原因很可笑，不是革命理想的冲突，不是阶级斗争，连办公室政治都不是，只是两家为了争抢一位洗衣服的钟点工。
更深层的原因呢？那就是时代的印记了——为了房子。 杨绛的说法是“掺沙子”，其实就是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让有房子的人为没房子的人腾房子。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个住房词汇是“团结户”。
打架的对方并不是什么市井人物，也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和钱锺书一样搞学问的濮良沛、赵翔凤夫妇，濮良沛是后来的社科院文学系主任，著名的鲁迅研究家。
杨绛后来写了一篇《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文章开头如下：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绝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也会打架的杨绛一家现在在天堂重聚了，相信那边会是一个天天阳光普照而且和谐的地方。
读杨绛和钱锺书的故事，会让你笑，再让你哭。它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活好的故事，还有关于爱的事。我看过一个书评的文字，摘了标题来，算作自勉和期待：
1，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和你宅在家里
2，在最平淡的日子里，都能找出乐趣来
3，所谓恩爱，就是好好说话
4，两个人之间，没有必要争输赢
5，真爱面前，每个人都会展露幼稚
6，最好的夫妻，是志趣上的门当户对
7，因为你怕，我才会变得更强大
钱锺书的婶婶评价杨绛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周国平评价杨绛：“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泡一壶金光闪闪的TWG Tea 茶，想着钱锺书先生的那部《围城》电视剧，念叨着片头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话是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也都记下了……
20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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