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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和基督教——《罗马帝国衰亡史》读书笔记(三)

已更新:2021年4月13日

作者:张家卫




TWG Tea Club 读书会第72期,继续推荐阅读吉本先生著作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选择阅读的依然是席代岳先生翻译的全译本(全12册)。


今天是第三次分享。阅读的章节是从第五册第二十七章到第六册的 第三十八章,页数是从2534页到3650页)。年代跨度是从公元340年到582年。全书400万字已经阅读过半。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主流观点认为其终结的时间是公元476年,即西罗马皇帝被日耳曼人废黜之年,又因为被东罗马皇帝承认的一个新皇帝将其政权苟延残喘到480年。


关于罗马帝国终结的标志性时间还有:

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

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也是罗马帝国(西罗马和东罗马)政治统一的最后一年。

406年,日耳曼人大规模穿越莱茵河,罗马军队撤退。

410年,近八百年年牢牢掌控在罗马人手里的罗马城沦陷于蛮族。

565年,最后一位努力恢复西方失地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去世。

632年,伊斯兰势力崛起。


长期以来关于罗马衰落的理论汗牛充栋,也有关于到底算不算是衰落的争论。不少学者主张与其说是衰落,勿如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曲折的发展”更加的确切。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吉本先生正是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据他的评述,东罗马帝国从此却越来越强大,一直存在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1453年)。


无论如何,我第三次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年代跨度是从公元340年到582年,除了伊斯兰势力崛起这一时间点,其余的“罗马终结”时间点及事件均已涵括。


一直以来,我就赞同“罗马帝国与其说是衰落,勿如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曲折的发展’更加的确切。”。


至少从吉本先生的评述中,那些个罗马帝国终结的时间点和事件,看起来就像朝代更迭一样,所谓日耳曼人、哥特人等蛮族称谓,在中国帝制2000年的历程中,且不说五胡乱华时期的蛮族控制时期,即使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元代、清代也都算是蛮族统治,即使是更引以为傲的盛世唐朝的皇帝李世民的血脉里也流着蛮族的血。


因此,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实在是应该以1300年的历史跨度来看。当然,罗马帝国终结的观点也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说明了欧洲为啥会从此进入到了中世纪的年代。


吉本先生在书中将其归结于正统基督教的兴起。其中的关键人物并非我们常常认为的君士坦丁皇帝,而是其后60年的狄奥多西皇帝。他将基督教捧上了圣坛,严厉打击任何与正统基督教观点不同的宗教,将其统统称为异端。他死后,正统基督教的主教开始成为主导国家事务的关键人物,基督教成为统治势力,也因此开启了所谓中世纪的欧洲黑暗时期。



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狄奥多西皇帝以及“三位一体”正统基督教的兴起这一历史进程,以吉本先生的观点和语言为主,回看所谓罗马帝国的终结时间点以及基督教的功过评说。


一、三位一体的开始


在基督教会的恩主之中,狄奥多西的光荣足可匹敌君士坦丁的声名。要是君士坦丁的功劳在于竖起十字架的旗帜,那么他的这位后辈可以一较长短的伟业,是清除基督教的阿里乌斯异端和消灭罗马世界的偶像崇拜。狄奥多西是第一个受洗时就真诚信仰“三位一体”的皇帝。


公元380年2月28日,狄奥多西皇帝接受洗礼,当他从圣水洗礼盆中缓缓抬起头来,他觉得全身洋溢着再生的温暖感觉。于是,他颁布了一份义正词严的诏书,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为臣民指出应该皈依的宗教:


吾人(这是皇帝的官式用语)甚为欣慰,接受仁政治理的各民族,对于圣彼得赐予罗马人的宗教,能保持虔诚的信仰。现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皈依由教皇达马苏斯和身具使徒荣衔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所宣布的宗教。


遵照使徒训谕和福音教义,让我们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唯一的真神。我们虔诚相信三位一体有同等的神格和尊荣,我们判定追随这种教义的信徒才有资格称为正统基督徒。同时我们也判定其他教派全是极度愚昧的疯子,应把他们打上可耻的标志,称他们是异端分子。同时我在这里宣布,他们不合法的聚会不得僭用教会这个可敬的名字,除了神的正义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在尘世也要遭到严厉的制裁。我们的权威接受天上最高智慧的引导,考量对他们施加适当的惩罚。


狄奥多西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有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


具体说来,“圣父”是第一神格,“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神格(圣子),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圣灵)。


会议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会议最后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所接受。


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皇帝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


作者吉本先生评价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皇帝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


并不是每一位高阶教士都是如吉本先生评价的如此龌龊和不堪,其中有一位叫做格列高利的主教,他正是正统基督教的创始人。开始的时候他被狄奥多西皇帝信赖和信奉,捧为大主教,但是后来因为坚持刚直不阿,不受权势、地位和财富的诱惑,终遭皇帝抛弃。


感受到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他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虽不受待见,却得以终老,死后的名字还被加以圣徒的头衔,说明狄奥多西不算是一个坏皇帝。


狄奥多西皇帝认为所有的非正教教派都是异端,都是叛徒,他们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



在长达15年(公元380—394 )的时间里,狄奥多西皇帝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


作者吉本先生列举了三位正统基督教知名人士的名字,认为正是他们才为狄奥多西的统治增添了光彩。他说:“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才干出众、能言善道的传道者。图尔的马丁以其非凡的天赋,更增添了他作为修道士的美德。但是神职人员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坚忍不拔的安布罗斯莫属。”


安布罗斯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教会事业,他藐视财富,放弃自己世袭的家产,为了赎回俘虏,毫不犹豫卖掉敬神用的金银器具。


二、古希腊的神祗们为啥都跌下了神坛


按照狄奥多西皇帝的定义,信奉三位一体正教之外的所有宗教都被称为异教,其信徒均为异教徒,没有例外。


因此,异教在狄奥多西时代受到完全摧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很奇特的事件,源远流长而且风行一时的其他宗教竟然被完全根除,更是绝无仅有的例证。(吉本写就这本书的时间是1776年,其后的人类思想史,这样的奇特事件并不鲜见,包括在中国。)



安布罗斯和他的教友们以自己的德行和能言善辩,激起了皇帝的宗教狂热,其实他们也是为了维护本身的权势和上帝的尊严。从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以后,不过60年的工夫,罗马世界的异教庙宇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奇迹,基督徒们说这是上帝的神迹。


因为衰亡的帝国不断受到灾难的折磨和威胁,那些被镇压的异教徒们认为应该归罪于基督和君士坦丁的新教。


异教徒们向三位一体正统基督教提出挑战。于是,狄奥多西皇帝提议召开了一次元老院全体会议。皇帝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向会议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对朱庇特或者基督的宗教崇拜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他表示大家可以自由投票,但是因为他亲自到场所带来的恐惧,没人敢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志,异教徒们的希望完全幻灭了。



异教徒们又一次失败。


安布罗斯在这场辩论中,运用哲学家的语言很轻蔑地问道,罗马军团骁勇善战而且军纪严明,所以才能百战百胜,为何要归功于凭着想象、目不可见的力量。他同时嘲笑过分尊重古人(古希腊的神祗)的做法只会妨碍到技艺的进步,使人类回归到原始状态。接着他提高声音用神学家的口吻表示,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是真理,可以使人类得救,任何形式的多神教都会引导受骗的信徒走向错误的道路,堕入永恒灭亡的深渊。


在元老院例行的分组会议上,对朱庇特的崇拜以绝大多数的票遭到否决和废止,这时要有任何议员敢于发言或者投票,大胆支持现已遭到禁绝的神明,那么他会让人觉得一定是疯了。


作者吉本先生忿忿的写道:元老院的议员们在仓促中改变了信仰,可以归结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他们卑劣的动机,也有很多的改信者心中怀着奢念,希望未来有朝一日可以抛弃让人痛恨的伪装,卷土重来。但无论如何,古老的信仰已毫无指望,人们逐渐适应新兴的宗教,他们只有屈服于帝王的权势、流行的时尚和亲人的乞求,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如果不从,罗马教士和东部僧人将会让他们死的很难看。


勤奋工作自食其力的市民和靠公共福利为生的民众,汇集成源源不绝的改信者人潮,涌进拉特兰和梵蒂冈大教堂。元老院禁止偶像崇拜的敕令,获得罗马人民的一致支持。壮观的卡皮托神庙任其颓废,那些分散在市区的庙宇,被人破坏后无人理睬。罗马帝国的异教庙宇全部难逃荒废或灭绝的下场。


狄奥多西皇帝的法规还严格禁止奉献杀生的祭品,杀生祭神的行为和用牺牲物的内脏占卜的手法(无论占卜的目的何在)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叛重罪,非处死不足以劝善惩恶。皇帝的信念就是全力根除偶像崇拜,不负上天赐给他的恩宠。


狄奥多西皇帝将正统基督教派的每一次胜利,都归功于基督徒和正统教会纯正的信仰。


作者吉本先生评价说:“教堂挤满了日益增加的群众,他们都是毫无价值的改教者,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接受高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他们虔诚模仿教徒的举止神情,随着大众一起诵经祈祷,内心却默念古代的神明,企图使良心得到安慰。异教徒不仅缺少忍辱负重的精神,而且根本没有奋起反抗的勇气。散布四方的数以万计的教徒,除了对庙宇的毁损表示痛心疾首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接受敌手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完全屈服,毫无争执的余地。”


异教的瓦解是如此快速而平静,在狄奥多西逝世28年以后,立法者再也看不到异教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


作者吉本先生在书中用惋惜的心情直言了他的看法,让人深思:


“在古老的年代和遥远的国家,同样一种统一的原始宗教精神也会运用同样的手法,欺骗人类的无知,影响人类的感官。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正统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也会效法异教徒所采用的模式,那些都是他们过去急着要摧毁的东西。就是最受尊敬的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无知的乡巴佬,要是能在基督教内部找到与异教类似之处,使他们得到一点补偿,那他们就会感到自鸣得意,情愿放弃异教的信仰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的宗教终于完成了征服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但是胜利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所征服的对手的计谋制服了。”



《亮剑》中,已经是中共高官的赵刚与李云龙在新中国成立后见面时说了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赵刚说:“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的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三、狄奥多西皇帝的正反评价


狄奥多西皇帝可不是一个坏皇帝,他赢得了相当多的赞扬,诸多诗人为他写出歌功颂德的赞美诗。


他编纂的法典和军队的胜利,使他在文治和武功方面,赢得臣民和敌手的尊重,建立起了相当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他喜爱过家庭生活,将宫殿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文雅,这在帝王中倒是少见。狄奥多西气质纯真,个性温和,乐于享受正常的饮宴和情欲之欢,但绝不会沉溺其中,对异性的喜好与热情也限于合法的对象。


在“帝国至尊”这一值得骄傲的称号之外,他还得到“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这些美誉。他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敬爱叔父,将他推至极高的地位;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爱护子侄,把热忱的关怀和照应,遍及众多姻亲和本家中最远的旁支。他与亲密朋友平等交往,选择的对象都是从不弄虚作假的人士。


他自负有过人的才华,将身着紫袍视为当然之事,因此不会去刻意炫耀卖弄。他将登上帝国宝座以前所受的伤害抛掷脑后,并不追究;而对曾经所受的帮助和恩惠,一直牢记在心。他谈话的语气和声调,无论是严肃还是轻松,全视所接见的臣民的年龄、地位和性格而定,非常自然毫不做作,和蔼可亲。


狄奥多西皇帝还尊从善良和德性,任何人只要具有一技之长,都会得到他的赏识,并用公正的态度给予他们慷慨的酬劳。当代人赞扬他说,他除了对异端邪说嫉恶如仇、绝不宽恕之外,他的恩泽已经遍及到了全人类。


有一位叫做帕卡图斯的演说家奉承到,如果布鲁图斯(“我爱凯撒,我更爱罗马”)能够重返人间,即使他是心志坚定的共和主义人士,也会对狄奥多西皇帝大为倾倒,彻底改变对帝王的憎恶心理,一定会坦率承认,只有这种君主才是罗马人尊严和幸福真正的忠实捍卫者。



歌颂到这里,作者吉本先生却说:“一个演说家可以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以免因说错话而发生危险,也能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对当代人物大加颂扬。”


吉本先生说:如果布鲁图斯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世,按照他那洞察世情的眼光,一定会看到狄奥多西皇帝两个重要的缺点,从而冲淡他对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好感。


狄奥多西皇帝的仁政常因怠惰而无法贯彻到底,有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难以善终。狄奥多西皇帝急躁易怒,处在一种无人反抗的状况,很少有人能对其加以劝阻,难免因一时之怒而造成严重后果。


狄奥多西皇帝死于公元395年1月17日,即他赢得内战胜利之后的四个月,尚不满50岁。书中也说他是因劳累而辞世的。



作者吉本先生写道: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皇帝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以及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书中虽然对狄奥多西皇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却认为他是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关键节点。除了将其归罪于正统基督教的上位之外,吉本先生还分析了这种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他写道:


这种变化的形成,不能将其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


狄奥多西皇帝的臣民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罗马帝国随着狄奥多西皇帝的死亡而开始走向衰落。作者吉本先生认为“狄奥多西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最后继承人,他率领军队纵横战场,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权势和威严。他将建立的功业传给了他的两个个性软弱和无能的儿子,将罗马帝国拖到了深渊。


四、上帝之城


公元413年,圣奥古斯丁撰写了一部《上帝之城》,被后世认为是宏伟渊博的思想名著。其要义就是要阐明伟大罗马的毁灭实属天意。他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歌颂基督流传万古的胜利,用轻视的口吻质问那些异教徒的对手:当一个城镇被蛮族的狂涛卷走时,那些古代传说里的神祇是否能够保护自己和受骗的信徒?


圣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说,罗马的被灭,是道德的衰落,古代神祗是没用的。而上帝将恩宠和爱带到了这里,基督徒们所属的城市并非地上的城市—罗马,而是上帝之城—天国。


作者吉本先生在全书第六册的尾章【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评述】中明显并不认同圣奥古斯丁的观点,他就宗教发表了他的看法: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


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受到阻挠,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而且这种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浪费在成群无用的男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权野心,燃起神学争论的火焰。


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种斗争极其惨烈且永远无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从军营转到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到另一种崭新形式的暴政压榨,受尽迫害的教派成为国家躲在暗处的敌人,然而朋党的精神无论多么有害和荒谬,却成为团结或分裂的基本原则。


来自各地教会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他们经常举行会议,不断通信,使相距遥远的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正统教会在属灵层次的联盟,可以强化福音书的博爱精神,当然在某些方面也会加以制约。僧侣保持无所作为的神圣性质,在一个奴性十足和牝(pin)鸡司晨的时代倒是大受欢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条安全的退路,产生的种种败德恶行会诱使一无是处的罗马人,在更卑鄙的动机驱使下抛弃共和国的旗帜。


宗教的训示只要能满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基督教纯正的真正的影响力,可以从它对北部的蛮族入教者产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寻找。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么胜利的宗教却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性。


吉本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胜利的宗教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性。”,算是肯定了正统基督教对于罗马衰亡的正面意义。



我们常常说的中世纪,公认的年代是公元476年-公元1492年。是欧洲历史三大传统划分“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中间时期。采用的年代始点为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的灭亡,终点是东罗马帝国(公元1453年)的灭亡,最终融入文艺复兴运动和探索时代(大航海时代)中。中世纪历史自身也又分为前、中、后期三段。


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提法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提了。现在表达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被改为专指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欧洲历史。


公元379年—395年,狄奥多西皇帝,是罗马帝国统一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在位。他死后,也就是在正统基督教成为绝对服从的国教之后,前述观点中有认为公元395年就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始点。如果以此为时点,那么狄奥多西皇帝的两个儿子分掌西、东罗马帝国之后的十五年,即公元410年之后,欧洲也就开始进入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公元410年发生的大事件是从未被完全攻陷的罗马城被蛮族西哥特人攻陷,并纵兵大掠六日。其时的西罗马皇帝正是狄奥多西皇帝的次子霍诺留。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先生对于传统基督教的评价应该说并不正面,秉持了批判态度,也因此引来诸多教会人士的反击。我无意于赞同或者不赞同吉本先生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以理性观点来看待人和事物,包括神祗,应该是正确的认知。


所谓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说法,到了20世纪,随着考古学以及另外一些新学科的兴起,为这个时期带来了光明,对于这一时代的评价也就更加客观,即并非如16、17世纪宗教改期间,基督新教徒们将中世纪描述成为正统基督教—天主教腐化堕落的黑暗时期。

席代岳先生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全译本中,采用正统基督教的称呼。更广泛的称呼应该是公教会(拉丁文Catholicismus),一般也会在前面加上“罗马”的前缀。另外一个更广泛的中文称呼是天主教。


天主教的中文名称的来历,源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基督信仰传入中国,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徐光启和利玛窦等耶稣教士讨论,取儒家古话“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称其信仰之独一神灵为“天主”,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称呼。天主教在与基督新教并提时亦被称为“旧教”。

作者吉本先生认为正统基督教成为国教因而削弱了罗马帝国的武力,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同样以正统基督教为国教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却一直保持力量,直至1453年才灭亡。

因此,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因素是多元的,非绝对的原因,也非绝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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