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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相片张家卫

《菊与刀》读书笔记



作者:张家卫



1944年,二战临近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摆在美国眼前的有两个问题:日本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本书作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经过增添以后,于1946年以《菊与刀》的书名公开出版,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并首次掀起西方对日本的研究热潮。



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今,《菊与刀》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其中,1990年,中国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这本著作,2005年,多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而“刀”则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


《菊与刀》共分13章,分别是:

目录

Chapter 01 任务:研究日本

Chapter 02 战争中的日本人

Chapter 03 各就其位

Chapter 04 明治维新

Chapter 05 历史和世界的亏欠者

Chapter 06 回报万分之一

Chapter 07 “最难承受”的报答

Chapter 08 洗刷污名

Chapter 09 人情的范畴

Chapter 10 美德的困境

Chapter 11 自我约束

Chapter 12 儿童学习

Chapter 13 投降后的日本人

译后记


2023年9-12月的东京百日期间,我曾经用了66天,按照章节的顺序,进行了重点划线阅读,今天就按其要点,再次导读一下这本书。我阅读的是80后文化人类学博士何晴女士翻译的版本(2016年)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一、极端矛盾的日本人


想了解日本,难度非常大,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经常被人们用“但是,又……”这样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


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


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


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


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


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


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日本人与美国人的不同


千万不要草率地以为在相同处境中,日本人就会和美国人一样反应。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人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与我们相反。”


日本的整个体系很特别,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

各个民族之间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纷争其实只因毫厘之差,但我们却害怕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


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做法也并非饱含恶意,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


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系列罪恶的侵略行动打碎了国际和平。


日本需要通过战斗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让各方都能“各就其位”,当然,是在日本的领导之下。


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同时,依照等级体系观点,它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


属于大东亚区的同一人种,应当一起把美国从这个区域中驱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国和俄国“各就其位”。


所有的国家将组成一个大世界,在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


以上就是日本国创造出来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可惜那些被它侵占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即便打了一些败仗,日本也不愿意从道德上否定其大东亚的理念。


《大东亚共同宣言》


盖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万邦相倚相扶共享共荣之乐,乃确立世界和平的根本。


然而,美英为自国的繁荣,压迫他国和民族,特别是侵略大东亚,贪得无厌的剥削大东亚,隶属化大东亚的野心,颠覆大东亚安定的根本,这正是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原因。


大东亚各国应相互提携协作,从美英枷锁下解放大东亚,完成大东亚战争,完成自存自卫。为求世界和平的确立,以下为建设大东亚的基础纲领:


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协作,以道义为基础,确保大东亚的安全,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国的自主独立,敦睦互助,确立大东亚亲密融和、亲近和睦。


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国的传统,发挥各国民族自已的创造性,以昂扬大东亚的文化。


大东亚各国相互在互惠条件下紧密合作,谋求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大东亚各国应与万邦敦睦交谊,撤废人种的差别,进行文化交流,开放自己的资源,以贡献于世界,推动世界的进步。


二、天皇不会有错


日本的战俘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尊敬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天皇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


“没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


“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无可指摘的统一论调,在美国人听来却十分虚伪。因为美国人觉得,世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免受怀疑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直到战败,日本人依然持有这个看法。


三、决不投降


美国人对一切救人于危难的行动都感到兴奋。如果他救出的是“受伤的”或者“被损坏的”,则更是英雄行为。日本人则拒绝此类拯救,日本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不断强调,只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才是美德,谨小慎微的态度一点都不高尚。


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达到了142比17166,即1∶120。


而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投降和战死者的比例通常是在4∶1;当阵亡人数达到了全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时,军队必然会放弃顽抗。


对投降的羞耻感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那些被日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四、日本人的变脸之快


美日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异,无疑是日本人被俘后和盟军的配合。他们知道一切形势都变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都不适用了。


那些被俘的日本老兵和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指明弹药库在哪儿,详细解释日本军力的分布,替美国人写劝降宣传单,甚至一同搭乘战机,把美国人引向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这一切就好像他们的人生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而这新一页上所有的内容都与旧篇章完全相反。


但无论为谁服务,他们都无比忠诚。


美国人从来没想到日本人会变脸变得这么快,但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选定了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最终还是失败就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快速变脸也让美国人开始思考: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如何酝酿出这种行为的?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从小培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又是什么?


第三章 各就其位


一、“各就其位”就是信奉等级制度

任何人若想要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所谓的“各就其位”究竟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和美国人对平等自由的信仰,就如同南北两极,差异巨大。


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奉奠定了他们和同胞,以及和政权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只有通过观察日本人在家庭、政权、宗教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民族习俗,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生活观。


日本人也以同样的等级思维来看待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在过去十年间(1934-1944),他们认为自己一直高踞在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


尽管现在这个位置被美国取代了,但等级观念也使他们接受了现状。


二、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要建立“各就其位”的世界秩序

解密的外交文档不断表明日本对“各就其位”这一观念的重视。


1940年,日本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是持久和平的前提……”


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也谈了同样的问题。


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纮(bā hóng),缔造神舆(shén yú)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时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zhěn niàn)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就其位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个备忘录是对几天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备忘录的回应,后者列举了美国的四条原则: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和协调;平等原则。


三、日本人的不同敬语


日本在近代西方化了许多,但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每一个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显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差距。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说“吃吧”或者“坐下”时,对方和他是否熟悉,比他的等级低还是高,都决定了他使用什么样的词语。


换言之,和许多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一样,日语中也有所谓的“敬语”,并且每次说敬语时还要加上适当的鞠躬或者跪拜。


每个日本人从童年起就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场合中行不同的礼。


四、日本的阶层划分


排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的有四个世袭阶层,根据顺序,依次为:士(武士)、农、工和商。排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贱民。


商人的排名仅在贱民之上。尽管这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可思议,但在封建社会却是有理由的。


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总是在扰乱封建制度。商人越发达,越受尊重,封建制度便越衰败。


德川政权在17世纪时实行了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极为严厉的锁国政策,进一步摧毁了商人的立足之本。


所以,当1853年美国的佩里上将率舰队抵达时,日本国内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境。


佩里强行闯入日本之后,又于1858年和日本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已经无力反对。


日本用它自己的、完全非西方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权势阶层和一般舆论都未曾料到的目标。


被等级制度束缚的日本民众急速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


第四章 明治维新


一、什么人主导了“明治政府”?


究竟是“明治政府”中的什么人在推行这些激烈而不受欢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


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


不过,明治政治家们虽然把西方作为自己的老师,却根本没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心中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国。


他们不是打破传统者,而是无论在政治、宗教还是经济领域,他们都规定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各就其位”的职责。他们的整个纲领和英美截然不同。


那么,日本为什么后来又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呢?


我们注意到,打开国门,励志改革,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开始变得强大了,由于视野的开阔,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日本岛国的弹丸之地,而且认为日本民族才是东方世界最优等的民族,站在“各就其位”等级塔的最顶端。



二、日本人妄图输出他们的“各就其位”


当日本人试图向外部世界输出他们的生活观以寻求“安全”时,他们的麻烦就来了。


在日本本国,等级制度符合民众的期待,因为正是等级制塑造了这种期待。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野心只会在某些社会中出现的原因。但是等级制是最不适合出口的商品。其他国家都对日本大放厥词的主张很愤慨,认为其狂妄,甚至比狂妄更恶劣。


在每个被占领的国家,日本的军官和军队都会震惊地发现,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令他们“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创的、独有的。


第五章 历史和世界的亏欠者


一、日本人观念中的“恩人”定义

当日本人说“我受恩于他”,他们其实是在说:“我肩负着对他的义务。”他们把这个债主、施恩者,称为“恩人”。


“恩”暗示着对“债”的回报,因而也意味着“爱”。


当“恩”用于第一位的且最宏大的债也就是“皇恩”时,它意味着无限的忠诚。他们觉得自己能生在这个国家,拥有美好生活、万事如意,完全拜天皇所赐。


日本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越偏爱,就越感觉自己亏欠皇恩;以天皇名义在前线军队中分发香烟,向每个士兵强调了他们所负的皇恩;上战场前分给每个士兵一口清酒喝,进一步提醒他们皇恩的存在。他们说,那些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是在报答皇恩;而那些为了保卫太平洋某小岛而全部阵亡的军队,也被说成是在报答浩瀚无边的皇恩。


人们也会受恩于地位比天皇低的人,比如从父母那里受恩,还有从老师和领主那里获得的特殊恩情。


通过孜孜不倦地恪守等级制习惯,日本人使自己的内心极为尊崇道德上的报恩,而这是西方人所无法体会的。


三、日本人最不喜的恩惠


日本人最厌恶的是接受来自不太熟悉的人比如邻居的小恩惠。


在日本发生事故时,街上人群表现冷漠并非是因为不乐于助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任何非官方的干预都会使受助者受恩于人。


美国人觉得爱、仁慈、包容都是无价的,因为它们是无条件给予的。但是在日本,这些情感的给予都有附加条件。每一个收获爱、仁慈和包容的人都成了亏欠者。正如同日本俗语所言:“只有天性极为包容(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才可受恩。”


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


日本人的忠

能够把“忠”转移到天皇身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只有一个皇室贯穿历史。


西方人也许会抱怨:这种所谓的连续性其实是个骗局,因为日本继承皇位的规则不符合英国或者德国皇家继承规则。但这种抱怨就是抱怨而已。


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日本规则,它的皇室继承“从古至今”都没有中断过。


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三十六朝更替,但日本没有。它虽然也接受了各种变化,但社会构架从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变。


在王政复古前的上百年中,反德川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历史观的说法,而非神性后裔论,来推翻德川幕府。他们说,对等级制最高地位者的“忠”,就应该献给天皇一个人。


他们把天皇拥戴为国家的最高祭司,而这一角色并不一定是神性的。皇室的连续性比天皇是神的后裔更为关键。


近代日本尽了一切努力,使“忠”只特别针对天皇本人的形象。


罗里曾描述过一次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


一个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没有他的许可,谁都不许从水壶里喝水。


日本军队训练时经常要在艰苦的环境中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不休息。


那一天因为口渴和筋疲力尽,二十个士兵晕倒,五个一命呜呼。


事后查看他们的水壶,竟然都还是满的,这一切只因为“那个军官下达过命令。这是天皇御旨”。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报答


一、日本人的义理


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的是义理。”


义理既不是来自中国儒学,也不是来自东方佛学,它是一个日本独有的类别。如果不考虑义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在谈论动机、名誉或男男女女在日本遭遇的窘境时,都会不断地提及义理。


日本人热衷复仇的主题,就和他们热衷尽忠捐躯的主题一样。这两者都是义理;忠诚是对君主的义理,而对侮辱的复仇则是“对名声的义理”。在日本,这两者是盾牌的两面。


把履行义理和美国人的偿还债务做比较,最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在美国那些财务交易中,任何人如果不能及时还清债务,就会被宣告破产——这是严厉的惩罚。而日本人认为,一个不能回报义理的人相当于人格破产了。


第八章 洗刷污名


一、何为名声的义理?


“对名声的义理”,是指保证名声不被玷污的责任。


日本人说,只要受到的侮辱、诋毁或者失败没有被报复或消除,“这世界就是失衡的”。一个正义之人必须试图使世界恢复原来的平衡。这是人的美德,而非人性之恶。


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泰国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觉得,这种对侮辱和诋毁的敏感是(道德上)“小人”的特征。和日本人相反,中国人不把它看作是理想中高贵品质的一部分。


在中国伦理中,突然发作的暴力行为也是错的,哪怕是出于报复侮辱的目的,也不会变得正确。他们觉得一个人表现得如此敏感是非常可笑的。他们不会试图用高尚伟大的行动来证明那些诽谤毫无根据,比如当下的莫言。


不过,日本人在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情形,则会要求人们除了复仇心外,还要包括冷静和克制的行为。


坚忍冷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日本人必须具备的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对名声的义理”的一部分。


它要求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哭喊,男人遭遇疼痛和危险时不能情绪化。当洪水即将冲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的日本人会收拾起他必须带走的物品,寻找避灾的高地。整个过程没有哭喊,没有四处奔逃,也没有恐慌。当飓风暴雨来袭时,人们也展现了同样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样的行为可以展现日本人的自尊,尽管他们也许无法完全做到。


二、不能被批评的日本人


任何对他的行为或能力的批评,日本人认为等同于对他本人的批评。


对于他人对自己无能和失败的指责,其实在美国也经常会出现与日本人相似的反应。美国人对于他人的诋毁也总是火冒三丈,但很少会像日本人一样自我防御。


当一个人输给对手时,他的这种敏感性表现得格外明显。他可能只是在竞选某个职位时败给了对手,或者在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中落榜了。失败者对此“感到羞耻”。


日本人虽然仍把令人愤怒的侮辱当作鞭策,他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形尽量不要发生。


毫无疑问,正是对这种鞭策的使用,使日本有能力在东亚占统治地位,也促成了它在过去十年间对英美的政策。


日本人虽然礼貌,但美国人不应该低估他们对诋毁的敏感度。美国人喜欢互相斗嘴,随意评论,并将之视作游戏,因而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些轻微的批评对日本人来说极为严重。


三、一个关于“讥笑”的故事


日本艺术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了自传,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对“讥笑”的典型反应。


牧野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度过的,但他强烈地感觉自己仿佛依旧住在位于爱知县农村的家乡。


父亲曾是地位很高的地主。他作为年纪最小的孩子,从小在优良的家庭环境中享受了万千宠爱。但在童年末期,母亲去世了;不久以后父亲破产,变卖了所有家产来支付债务。


家庭破碎了,牧野又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的志向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了学习语言,他给附近的一个教会学校当看门人。在十八岁时,虽然从未去过比附近几个小镇更远的地方,但牧野已经下决心要去美国。


他说:“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拜访了一个传教士。比起其他人来,我最信赖的就是他了。我告诉他我想去美国,并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令我极为失望的是,他叫道:“什么?你想去美国?”


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同一个房间,他们两人一起讥笑我。在那一刻,我感觉好像头顶的血液降到了脚底。我在原地沉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没有和他们道别就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写出我当时这么做的理由。


我总是认为,“不诚”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行,而同时,没有比讥笑更不诚的事了!


根据个案的情况,我甚至可以原谅杀人犯。但是讥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因为人们正是因为内心不诚,才会讥笑无辜的人。


让我告诉你们我对两个词的定义:杀人犯——谋杀他人肉体的人。讥笑者——谋杀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更加珍贵,因而讥笑是最可怕的罪行。


第二天早上,牧野芳雄把他的所有物品打成包袱,离开了教会学校。


牧野通过来到美国为自己洗刷了污名。但是对侮辱或者失败的复仇,在日本传统中是地位很高的“好事”。


本尼迪克特想表达的就是日本人的性格底色中有一种无来由的脆弱感,有一种对于外面世界和人的恐惧,因此常常会自觉不自觉的内心沮丧,并作出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无病呻吟的反应。


四、日本人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复仇”和“自杀”


美国人很能理解日本人战败后的种种消沉反应,但他们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在消沉的同时,却能对征服者表现得如此友好。


几乎是一转眼,日本人立刻满怀善意,接受了自己的战败及其后果。日本人对美国人致以鞠躬、微笑、挥手,甚至尖叫问候,欢迎他们的到来。引用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不可能”。


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变。他们的反应也符合他们一向的行为模式。


此时的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在战败后留下一个好名声,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表现友好。作为必然的结果,许多日本人认为,表现友好的最安全方式就是依赖美国。


日本人很能够理解这种对“好名声”的追求。他们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尽最大努力,将来在联合国重新赢得一个受人敬重的席位。这也是为荣誉而奋斗,只是朝着新的方向。


和西方人不同的是,这种改弦易辙对日本人来说无关乎道德问题。


西方人热衷于各种“原则”,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西方人即使战败,信念也不会改变。我们随处可见,战败的欧洲人联合起来,转而进行地下运动。但是在日本,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外,日本人从没有组织过任何对抗运动,或者秘密反对美军的占领。他们觉得,坚守以前的方案没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如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日本人的情绪,那就是他们认为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道路失败了,天皇“王政复古”的道路也失败了,美国人强迫他们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却让他们在二战战败之后,不仅重新站了起来,而且重新赢回了信心和荣耀,而这一切,日本人将其归功于美国人信仰的“平等自由”。



五、误解了的武士道


武士道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官方提法,它只是宣传人士的灵感罢了。此外,武士道成了民族主义者和军事主义者的口号,而随着那些领袖人物的名声败坏,武士道这个观念的名声也败坏了。


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也同样造成了误解。


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在他的世界里受人尊重便是充分的回报了。


所以,这种应势而变的现实主义恰恰是日本人“对名声的义理”的光明一面。如同月亮一样,义理也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


第九章 人情的范畴


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的伦理规范竟然对感官享乐十分欢迎。尽管日本是世界上佛教最盛行的国家之一,但它的伦理观在这一点上却和释迦牟尼以及佛典的教义南辕北辙。


他们认为肉体上的享受是好事,值得培养。他们看重肉体上的快感,同时明白这种享乐要有度,不能影响生活中的重要事宜。


本尼迪克特在这一章的阐述,可以比较好的说明了日本人对于情欲以及享受的态度,也是常常会令我们产生困惑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远离情欲和享乐作为文明进步或者自我提升的必要条件,但日本人不这样认为。


日本人认为所谓“人情”,即享乐方式有很多,诸如泡澡、睡觉、爱情、性欲(情妇、招妓、同性、手淫)、吃、酗酒等等,他们很推崇这种肉体上的享受。


日本人认为这些肉体的享受不会影响他们自身对义务和义理的履行,享乐是逃脱责任的片刻安宁,为义务和义理牺牲享乐则是高尚的品德。


如果我们可以理解日本人的义理观,那么就会理解日本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供享乐的玩法,而且招摇过市。


日本人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去培养;当他们充分品尝到乐趣后,又会为履行义务而义无反顾的牺牲享乐。

(他们的所谓“人情”享乐包括泡澡、睡觉、吃和取暖、浪漫的爱情、酗酒。)


他们相信人类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并非是不断在斗争的“善”与“恶”,而是“温柔”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


这两个灵魂并非一个注定要下地狱,一个注定要上天堂。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是必须存在且有益的。


第十章 美德的困扰


一、不分善恶的日本人


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民族和敌人顽抗到底,直到剩下最后一人。当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并改变了对“忠”的要求后,日本人立刻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诚意。


这一切都让西方人很困惑。根据美国人的经验,人们的行为“应当符合一贯的行为模式”。


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划分生活的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意识不到任何恶意行为,而是指他们不把人类生活看作是一个善恶力量对决的舞台。他们把人类的存在看成是一出戏剧表演,需要人们平衡不同“圈子”的准则以及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每一个圈子和每一个行动方案本身都是好的。如果人们跟随自己真正的直觉,每个人都是善的。


如何看待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的方式和西方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文学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善良,只因为他们“选择了更为善良的那一方”,和邪恶的对手做斗争。西方人常说:“美德者胜。”


日本真正的史诗级传说是《四十七士物语》。四十七士的墓地(东京港区 泉岳寺)是深受好几代日本人尊崇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他们在墓地上留下白色的拜访卡片,使得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汪洋。


二、《四十七士物语》的故事……


在那时候,所有的大名都会定期觐见将军,于是幕府指定了两个大名来掌管觐见仪式,其中一个是浅野侯。

这两个掌管仪式的大名都是从地方上来的藩主,因而不得不向在幕府中任职的、地位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礼仪。

不幸的是,浅野侯最智慧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人公——当时刚好外出了。。

吉良侯因没有收到厚礼,而不情愿指教浅野侯,他故意指示浅野在仪式上穿一套完全不合礼仪的服饰。觐见仪式那一天,浅野侯按照吉良侯的描述穿戴好出现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因违反礼仪而受到了侮辱后,他拔出剑,刺伤了吉良侯的前额,随后被众人拉开。

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报复吉良侯的侮辱是一种美德,也符合“对名声的义理”,但是,在将军的宫中拔剑违背了“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对名声的义理”,但他只能按照剖腹的规矩自杀,才能尽忠。

主仆两人久久地凝视对方,用眼神道别,随后浅野侯摆出合适的坐姿,把刀扎入肚子,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浅野侯违反了“忠”,招致幕府不悦,所以没有亲戚愿意继承他死后遗留的位置。最终,浅野侯的封地被没收了,家臣们都成了无主的浪人。

根据义理的责任,浅野侯的武士家臣们应当和他们死去的主人一样剖腹自杀。

但大吉认为,剖腹这么小的举动不足以表达他们的义理。他们必须完成主公当时因为被其他家臣拉开而没有完成的复仇。他们必须杀死权高位重的吉良侯。

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教授学生的版本,大吉总共召集了三百多个浪人,但经过测试,大石认为只有四十七人对义理足够坚定,可以放心告知他的复仇计划。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麻痹吉良侯,他们整日沉溺于最低等的妓院,或者和人打架斗殴,脸面尽失。

12月14日,一个下雪的晚上,吉良侯举办了一场聚会,守卫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突袭了防守坚固的吉良侯府邸,浪人们挥起浅野侯曾用于剖腹的刀,砍掉吉良的首级,并郑重地把首级清洗一番。做完这些事后,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割下的首级,列队前往浅野侯的墓地。

虽然已经报答了义理,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没有背叛忠,却违反了政府禁止“未经申报的复仇”的规定。在“忠”的名义下,无论要求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履行。将军幕府下令四十七士剖腹自杀。

正如日本五年级课本中所说:他们替主公报仇,义理坚定不渝,必然被后世看作是永恒的榜样……因而幕府经过慎重考虑后要求他们剖腹,是为一举两得之计。

这意味着,通过亲手杀死自己,浪人们同时偿还了对义理和对义务的最大亏欠。


第十一章 自我约束


日本人相信,“合格”的自我约束可以提高一个人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


在日本人经常使用的说法中,约束意味着磨掉“身体的锈迹”,使一个人成为他渴望成为的、闪亮锋利的宝刀。


比起美国人,日本人更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格,也不允许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对生活不满而怪罪他人,也不会因为没有达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水平就自怨自艾。


“娴熟”超越了“合格”,是自我约束的更高层次。


一个法国学者写道:它们全都“违反了常识”;所有具有约束性的教派中最伟大的一个是禅宗,它本身就是“一派装模作样的胡扯”。


无我(muga)。这个词是禅宗佛教用语,在信仰禅宗的日本上流社会很流行。


不过,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转世和涅槃的概念却从未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


日本人不会把杀生看作是杀死转世的人类灵魂而放生鸟兽鱼虫。日本的落葬仪式和生育仪式也不带任何转世轮回的概念。转世不是日本人的思维模式。


不仅大众没有涅槃的想法,僧侣们也对教义加以修改,使之不复存在。


有僧侣声称,一个人只要“顿悟”了,便已经涅槃了。涅槃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一个人在松树和夜鸟上都能“看见涅槃”。


日本人没兴趣去幻想死后的世界。


他们甚至排斥佛教中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相信,任何人,包括地位最低的农民,死后都会成佛。


日本人把家庭神龛中供奉的灵位称为“佛”。没有其他佛教国家使用这种称呼。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国家能如此大胆地称呼死去的普通人,自然没有想过去追求涅槃这样的艰难目标。一个怎么都会成佛的人是无须通过终生苦行来实现终极解脱的。


日本的圣人可能每天做的事就是吟诗、品茗、赏月、观花。禅宗派甚至提醒信徒们避免“三不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高僧道元在13世纪时开创了曹洞宗,而曹洞宗至今依然是禅宗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高僧道元在谈及自己的开悟时说:


“我只能意识到我的眼睛横在我直立的鼻子之上……


在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定像死了一样活着,以回报天皇之恩。”其举动包括在动身前为自己举行葬礼,承诺捐躯变作“硫磺岛的尘土”,以及决心“和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谢”。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一、日本人抚养儿童的方式和西方人的常规做法很不一样。


美国人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他的小小心愿在世界上没有特权。


当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就会受到父母的惩罚。


美国人一定觉得,日本人对幼儿的训练会比这严厉得多吧?


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采取这种抚养方式。日本的人生曲线和美国的人生曲线刚好是相反的。


它就像是个平坦的大U形,给予两头的幼儿和老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宠爱。


幼儿期一过,各种限制逐渐缓慢增加,直至结婚前后,到达U形的底部。


在他的壮年期,他会待在U形底部好多年,然后弧度又逐渐上升。


直到六十岁后,日本老年男女几乎又可以像幼儿一样,不被羞耻感所烦扰。


而在美国,这条U形曲线却是颠倒的。


可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人在壮年期达到了体力和赚钱能力的顶峰,却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十分相信,约束是一种有益的精神训练,可以带来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投降后的日本-第十三章


日本投降后,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方联合制定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并于1945年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最终由麦克阿瑟将军巧妙地付诸实践。


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仅仅是直接向日本帝国政府传达信息,而不是向日本国民。


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期间,依然有许多美国人担忧日本人会阴沉消极和不友善。一个伺机复仇的国家可能会破坏一切和平计划。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其原因不在于关于战败国、政治或经济的普遍真理,而在于日本独特的文化。


在日本人看来,战败固然残酷,但这个政策促使日本实行新的国策,使他们不感到那么羞耻。他们如此顺从地接受这个政策,恰恰因为受文化制约的特殊国民性格。


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超民族主义组织的负责人对英文报纸说了一段话,可谓是对日本社会最精确的描述之一。


他说:“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形,由一个角上的大头针固定。”换句话说,三角形躺在桌上,所有人可以看见,但大头针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候偏向右边,有时候偏向左边,都是以一个隐蔽的支点为中心,左右摇摆。如西方人经常说的,一切不过是“镜中迷惑人的幻象”。


正因为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日本人可以在不攻击整个系统的前提下开始实行最彻底的改革,正如明治维新时期做的那样。他们称之为“复古”,即“退回”到过去。


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演讲代表了日本人的想法,他说:


新日本的政府有一个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形式……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都是把他的意愿作为国民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而我讲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投降后的第五天,在美国人尚未登陆之前,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在谈及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最终拯救日本来说,都是好事。”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应当时刻牢记他们完全被打败了。正因为凭武力建造一个强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他们必须走另一条和平国家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赢得世界崇拜的途径。


1945年8月14日,天皇——日本最具发言权的人——向国民宣布他们战败了。日本人接受了这个事实及其暗含的一切。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代表了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和偏僻村庄里的普通人也同样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处理得非常好。正是天皇首先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而非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这对日本国民起了示范作用,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


日本人通过承认侵略战争是个“错误”、是失败的方针,迈出了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他们希望能在和平的国家中赢回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


结语:


一、概述


综上,本尼迪克特在第一章提出问题之后,在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现象:战争中的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她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讨论了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对传统等级制度的冲击和改变,并指出了正是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才导致了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


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恩人”逻辑,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两者的区别在于耻感不是来自绝对道德,而是来自外部制约,是需要观众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政府和他人见证,恶行没有被揭露,人们不会感到羞耻。

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


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


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不管具体的方法与形式,其本质上与严格的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将会怎样以及对日政策。


二、三岛事件


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叫三岛由纪夫(1925-1970),他与获得诺贝尔奖的川端康成(1899-1972)亦师亦友。


“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她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三岛由纪夫



三岛事件,发生于1970年(昭和45年)11月25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为了修宪,鼓励自卫队发动政变未遂,最终切腹自杀身亡的事件。


1968年,三岛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组织——“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且保卫天皇。


1970年(昭和45年)11月25日,三岛带领4名盾会成员到东京市谷驻屯地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今东部方面队),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借口进入总监益田兼利中将的办公室,将其绑架为人质。


随后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官发表演说:


各位好好听一听。静一静,请安静,请听我讲。一个男人正在赌上生命和你们讲话。好吗?这个,现在,各位日本人,如果在这里不站起来的话,自卫队如果不在这里站起来的话,宪法是不可能改变的。各位只会永远的成为区区美国的军队而已啊……。


我已经等了四年了,(等著)自卫队站起来的日子……已经等了四年了,……我再等……最后的三十分钟。各位是武士吧?如果是武士的话,为何要保护“将自己否定”的宪法呢?为何要为了“将各位否定”的宪法,向著“将各位否定”的宪法低头呢?只要这(宪法)还在,各位是永远无法得到救赎的啊!


可是,现场没有人响应,甚至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


三岛随后从阳台退入室内,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之后,另一位盾会成员森田必胜也切腹自杀,而其它三名成员依“委托杀人罪”各被判处四年的有期徒刑。



三、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的未来预言


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俄国和美国都为了准备开战而扩充军备,日本会利用它的军事经验参战。


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质疑日本实现和平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动机是应势而变的。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它会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否则,它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当下的日本人视军国主义如熄灭的火焰。他们会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是否也一样会失败。


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重燃自己的好战激情,并显示出能对战争做出多大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别处也失败了,日本就会证明它吸取到一条多么深刻的教训:帝国主义的扩张绝不是一条通向荣誉的坦途。


2024.3.12 【传承与未来读书会】第223期推荐阅读  《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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