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日本与大清朝的中国相比，比不上大清朝的繁荣与稳定。不过，明灭亡的事儿，对一直崇尚汉文化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不能代表汉文化了，因为中国已经换了满人当政，谈不上汉文化的承继和正统了，日本人义不容辞的要担当起这一重任。
当然，也有人说，宋被元灭亡之后，汉文化就在中国断代了，日本那时候就已经不认同中国的正宗传代，而自诩为正宗了，这些观念的产生以及发展，成为日本之后欲控制中国的理论和文化基础，他们认为他们才是汉文化复兴的正统代表。
说到这里，不得不到一位日本史学家，他的名字叫内藤湖南。
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和情感，且多次来中国进行过考察，著有《中国史通论》、《清朝史通论》等著作，被誉为一代汉学宗师，被誉为日本的陈演恪，一心研究中国的日本人。
内藤湖南提出“中日文化同一体”，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派生出来的一个子系统。
他又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宋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并大胆预言，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说“希腊哲学之祖多在埃及、腓尼基学习。罗马的学者、法律制定者大都游学于希腊。”基于这个逻辑，近代西洋文化与政治的重心由欧洲移到美洲，那么东亚乃至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应该由中国移到日本。
关于第一个认识，中国人一贯深以为是，但对第二个观点，则深恶痛绝，认为正是他的这一观点，直接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认为他的“东亚文化圈”理论正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内藤湖南的生平是1866-1934，这种日本居于东亚乃至亚洲重心的说法，起源于他1899年去中国三个月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觉得中国作为亚洲的龙头老大，面对着欧洲文化和殖民势力的不断向东扩张，却还在醉生梦死，让满心向往中国文化、认为中日文化同源的他非常痛心和失望。
虽然这是他想要表达“东亚乃至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应该由中国移到日本”的初衷，可是随着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迅速崛起，他的学说确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指导，他也从一个备受中国人尊崇的日本文化人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文化推手，饱受中国人的批判。
名古屋的探访，呆了一天一晚，就是站了站，其实这里实在是有很多值得慢慢观赏的日本故事，比如与熊本城异曲同工的名古屋城、建筑杰作本丸御殿、德川美术馆和相邻的德川园，还有信长与义元大战的桶狭间古战场公园等等。
我没有去一一走过，反而是在充满现代感的新城市大街和巨大综合商场里走了走，与来来往往的人群挤了挤，四通八达的地铁站就在综合商场的地下，各类的特色餐馆在这里应有尽有。
就心境而言，古老无论再辉煌，也没人想着再回到过去，因为那只是一种考古上的辉煌而已，满足人类对于自己“我从哪里来”的满意认知，而当下“我要往那里去”才是最真实的体验，是富裕还是贫穷、是自由还是桎梏、是民主还是专制、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文明还是野蛮……
名古屋是日本的中部城市，从名古屋到东京不远也不近，新干线列车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本来想在车上眯一会，脑袋却不听使唤，一路的场景像是电影回放一样，从西乡隆盛的鹿儿岛缘起，到他在熊本城遭遇的滑铁卢，从福冈、下关、神户的故地重游，再到名古屋的三位大英雄探访，日本的今天已经从铁血时代走了出来，实打实的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民主国家，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由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代的开启，二个是1945年的战败投降，说起来有些讽刺，却是现实。
那天我去东京的靖国神社走了一趟，也去那个被不少人称为军国主义展览的游就馆看了看，它们在荣耀自己曾经辉煌的同时，比如明治时代的武力扩张，可是也没有讳言1945年的战败投降，并且也把现代日本的成功归功于因这一次惨败而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
如果用简单的话再来总结下呢，大致可以说：1868年日本将国都从京都迁到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意味着明治维新时代的开启，主要的治国方略就是向西方开放，同时以不服气的心态，谋求能与西方强国抗衡并超越它们。1945年的战败投降，让日本人不得不痛定思痛，服了气，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开放，完全融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再次谋求一种超越式的平衡。
说日本，就不得不去看中国，那么，古老中国的近代史或者说相近时期的选项是什么呢？有句话说“古代史上日本学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学日本”，那么，近代史上日本究竟对于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是《瞎行和瞎想》（八），明天续（九）】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1.29，第8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