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赞比亚哪些人说了算？（第29天）
【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在2026年9月1日宣誓就职并开启第二任期后，目前仅任命并宣誓就职了4名核心内阁部长，其余部长席位以及各省省长（Provincial Ministers）职位尚未公布，意味着新政府完全就位尚需等待数日。
民间传言是因为希奇莱马总统为了连任大位，应允的人有点多，所以需要点时日协调、摆平这事。
虽来到的时间不长，但因为正巧碰上总统大选刚结束以及总统就职大典，民间特别是中资企业对于希奇莱马总统获得连任普遍持乐观态度，因为至少保持了赞比亚政策的后续五年可预期的稳定，席间会间议论颇多。
问及赞比亚政体以及权力分属，所获答案不一而且模糊，所以我就耐心攻略，结合所听所感，罗列如下，仅供个人学习之用，非标准答案。不过有点长，8600字】
一、总统和部长说了算，省长还行，市长说了不算
赞比亚奉行的是三权分立，全国划分为10 个省和 100 多个选区，但与一般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是，各省省长由总统直接任命，作为中央政府权力的延伸。
但赞比亚的市长不是任命的，而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国会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以及所在选区的区议员（Councillor）也都是选举出来的。
在赞比亚的政治体制中，总统拥有绝对的核心实权，其余职位的权力呈现明显的层级递降。赞比亚是一个典型的总统制共和国，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元首。
按实权从大到小排列，核心权力格局如下：
1. 总统(President) —— 权力的绝对核心
赞比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同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包括：
核心实权：控制着全国的行政资源，拥有极为广泛的人事任命权（可直接任免副总统、各部部长、省长、大法官及军队高官）。
统治地位：赞比亚在实际运行中属于“强总统制”，总统的个人意志对国家政策、外交和财政预算有决定性影响。
2. 内阁部长(Cabinet Ministers) —— 政策与资源的掌控者
内阁部长由总统从国会议员中任命，掌管国家的核心行业部门（如财政部、矿业部、内政部等）。
核心实权：他们是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直接制定与执行者，手里掌握着全国性的行业预算、大型项目审批权和跨国投资政策。例如，矿业部长决定矿权审批，财政部长掌管拨款）。在内阁中，他们的政治分量远高于地方官员。
3. 副总统(Vice-President) —— 制度上的第二顺位，实权视总统授权而定
副总统是总统的竞选搭档，在制度上是国家第二号人物。
核心实权：副总统主要负责主持国会中的政府事务并协助总统。由于其没有独立的庞大财政和行业审批权，其实际政治权力高度取决于总统的信任和授权。不过，如果总统在任内无法履行职责，副总统将直接接任总统。
4. 省长 / 省级部长 (Provincial Ministers) —— 中央派驻地方的 “协调官”
赞比亚没有独立的省级自治政府，10个省份完全是中央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省长在赞比亚体制中被称为省级部长，由总统从国会议员中直接任命。
核心实权：他们相当于中央派驻地方的“钦差大臣”，主要职责是监督和确保国家政策在各地区的实施。虽然他们主持省级的日常行政协调并拥有部分省级预算，但由于没有独立立法权，本质上是高级执行官，实权弱于掌控全国资源的行业部部长。
5. 市长 (Mayors / Council Chairpersons) —— 缺乏行政实权的民选职位
虽然自2016年宪法修订后，赞比亚的市长改由全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其定位仍处于弱势。
核心实权：赞比亚的市长并不是“行政首长”（Non-executive Mayor）。市长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核心行政权和财政决定权，地方议会的实际日常行政和财政大权掌握在由中央指派的地方市政执行秘书（Town Clerk / Council Secretary）和地方专员（District Commissioner）手里。因此，市长在当地主要承担政治代表和礼仪性职责，在所有人中实权最小。
二，国会议员有实权，市议员/区议员没实权
在赞比亚的政治体制中，国会议员（MP）拥有相当可观的全国性政治实权和资源分配权，而市议员（Councillor）的权力则极其微弱，主要局限于地方社区的事务协调，且缺乏独立的财政和行政决定权。
两者的权力格局和实际影响力有着本质的区隔：
1. 国会议员(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 核心政治圈的掌权者
赞比亚国会议员的权力不仅体现在立法上，更体现在他们对全国性资源的掌控以及晋升内阁的政治通道上。
入阁成为部长的唯一来源：根据赞比亚宪法，总统必须从国会议员中任命副总统、内阁行业部长和省长。因此，国会议员是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核心的必经之路。即使是没有担任部长职务的普通议员（Backbenchers），在政党内部和国会委员会中也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掌握“选区发展基金”（CDF）的支配权：这是赞比亚国会议员最核心的“硬实力”。国会议员在选区发展基金（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und，CDF）委员会中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当地的道路、学校、诊所等基础设施项目由谁承建，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地方资源调配权和人脉网络。
国家立法与预算审批权：国会议员负责审查和批准财政部长的年度国家预算。同时，他们有权通过、修改或否决全国性法律，并可以通过国会质询对各部部长进行问责。
2. 市议员 / 区议员 (Councillors) —— 缺乏实权的地方民意代表
与国会议员相比，赞比亚的市议员/区议员处于权力结构的底层。虽然他们也是由地方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实际权限受到极大的体制限制。
没有立法权，仅有微弱的“附例”制定权：市议员所在的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不能制定国家法律，只能制定一些涉及地方卫生、集市管理、垃圾清运等微观层面的“地方附例（By-laws）”，且这些附例往往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的批准。
行政与财政大权被中央架空：市议员和市长一样，面临“外行看热闹，内行管账本”的困境。地方议会的日常行政事务、财务审批和人事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央指派的地方市政执行秘书（Town Clerk / Council Secretary）手里。市议员无法直接调动大笔财政资金。
主要职能是社区协调与反映民意：市议员的实际工作更接近于“社区联络员”。他们负责向市议会或国会议员反映当地居民的诉求（如路灯不亮、垃圾没清运、集市摊位纠纷），并协助国会议员落实CDF项目，但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批钱、批地或启动大型工程的实权。
国会议员（MPs）：赞比亚国民议会当下共有277个席位，再加上单独计算的副总统、议长及第一副议长，实际人数可达 280人。
市议员/区议员（Councillors）：赞比亚全国当下共有2224名市议员 / 区议员，分布在全国1858 个地方选区/Wards中。
三、这些民选职位是怎样被选举出来的？
赞比亚采取多党制，国会议员与市议员的选举机制有所不同：
1，国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混合制）
国会议员的 277 个席位由三种方式产生：
单选区直选（226席）：采用“微弱多数决制（First-Past-the-Post）”。全国划分为 226 个选区，每个选区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直接当选。
比例代表制（40席）：根据各政党在总统大选中的得票比例进行分配。这 40 个席位有特定的群体保留名额，包括20 席女性、15席青年和5 席残障人士。
总统委任（最多11席）：由总统直接提名任命，旨在引入具有特殊专长、代表特殊利益或平衡性别比例的议员。
2，市议员/区议员的选举方式（直选）
选区直选：市议员/区议员（Ward Councillors）完全由所在地方选区（Ward）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样采用“得票最多者当选”的简单多数制。他们代表基层民意，任期同样为 5年。
3，总统是直选出来的吗？
是的，赞比亚总统完全是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选举制度：赞比亚总统选举采用“两轮多数决制（Two-round system）”。胜选条件：候选人必须获得全国超过50% 的有效选票（即绝对多数）才能直接当选。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率过半，则得票率前两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决选。
搭档竞选制：总统与副总统采取“竞选搭档制（Running Mate）”。选民在选票上直接投给总统候选人，其绑定的副总统候选人随之同时当选。总统任期为5 年，最多可连任两届。
四、赞比亚有多少个政党？
1，政党总数超过 50个
赞比亚全国拥有53 个合法注册的政党。虽然注册政党众多，但绝大多数属于“微型政党”或“僵尸政党”，平时在政坛上的声音很小。
2，具备实质政治影响力的“五大主要政党”
在赞比亚建国以来的历史和当前的政治生态中，能够掌握国家政权或在国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是以下五个核心政党：
国家发展统一党(United Part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UPND) —— 现任执政党
现状：现任总统哈卡因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所属的政党。该党在2021 年大选中获胜后成为执政党，共获得了160个席位（含直选与比例代表），是目前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定位：属于中右翼或自由主义政党，主张经济自由化、支持农业发展、改革选举制度和提供免费医疗教育等。
国家团结繁荣和解党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arty for Unity and Prosperity, NRPUP) —— 崛起的新晋最大在野党
现状：2026 年大选前夕在政坛作为“黑马”迅速崛起。在2026年8 月的大选中，该党推举的候选人获得总统大选第二名，并在国会一举拿下70 多个席位（含直选与比例代表），直接接管了主要反对党的生态位。
定位：广泛承接和整合了前执政党（PF）的传统票仓与反现任政府的政治资源，政治立场强调“国家和解、团结与反垄断”，是当前对执政党形成最主要制衡的政治核心。
爱国阵线 (Patriotic Front, PF) —— 曾经的执政霸主与在野核心骨干
现状：曾于2011 年至2021 年间在赞比亚连续执政10 年。尽管在2026 年大选前由于内部法律分裂和行政限制，其核心力量被迫通过“借壳”NRPUP 的形式参与竞选，但PF 作为独立政治符号和地方基层组织，依然是赞比亚政治生态中无法忽视的在野核心中坚力量。
定位：中左翼社会民主政党，政治上主张保障社会公平和底层民生福利，经济上曾大力推动赞比亚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多党民主运动 (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MMD) —— 历史功勋政党
现状：曾在 1991 年至2011 年期间连续执政长达20 年，是推动赞比亚结束“一党制”走向多党民主化的功勋政党。虽然近年来该党的影响力已严重下滑，沦为边缘政党，但在赞比亚政治史上地位极高。
定位：主张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
联合民族独立党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UNIP) —— 建国政党
现状：赞比亚的“国父”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所创立的政党。从 1964 年赞比亚独立直至1991 年，该党执政长达27 年。自1991 年大选失败后沦为反对党，目前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已基本失去竞争力。
五、赞比亚政体与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比较
赞比亚的政体属于单一制总统制共和国（Unitary Presidential Republic），其最显著的核心特征是：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行政权高度集中于总统，且不设总理职位。国家结构上属于单一制，地方政府权限完全由中央赋予。同时，赞比亚在法律上保障多党民主制，在非洲属于选举更替较为平稳的国家之一。
1，在非洲，许多国家在独立后或民主化改革中都采用了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其中，与赞比亚政体最为接近的国家有肯尼亚(Kenya)、加纳(Ghana) 、马拉维 (Malawi)、博茨瓦纳 (Botswana)和纳米比亚 (Namibia)。
2，放眼全球，赞比亚的政体与以下几类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相似：
1.美国(United States)—— 总统制的典型源头
相似点：赞比亚的三权分立框架、总统直接选举以及总统同时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设定，本质上模仿了美国的总统制核心逻辑。
不同点：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权力极大；而赞比亚是单一制，中央政府对地方（省、市）拥有绝对的管控权。
2.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
拉丁美洲是全球“纯粹总统制”最集中的地区，其政体结构与赞比亚相似，比如巴西 (Brazil)、阿根廷 (Argentina)、哥伦比亚 (Colombia)等，这些国家全部实行行政首脑与国家元首合二为一的总统制，没有总理职位作为过渡，总统在国家治理中拥有压倒性的否决权和人事任免权。
不过，拉美国家一般与美国一样，也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权力很大，与赞比亚中央政府对地方（省、市）拥有绝对管控权并不相同。
3. 亚洲的菲律宾(Philippines)与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这两个亚洲国家同样采用单一制下的总统制。总统不仅由全国直选，还直接统领内阁，地方官员的实权相对较小，且同样实行多党派民主竞争，这与赞比亚的政坛权力架构如出一辙。
简单说来，赞比亚的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带有英国遗风的美式总统制”，吸收了美式总统制的强力行政首脑外壳（直选产生），但在立法层面，又保留了大量英联邦国家的议会民主传统，如国会议员在地方发展基金中的特殊地位。
六、赞比亚 “强中央、弱地方”政体对投资审批的四大具体影响
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单一制政体，对跨国企业和外国投资演讲在赞比亚的业务落地有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1，核心审批“见官大三级” —— 地方无权，必须对接中央
现状：由于赞比亚的省长和市长没有独立立法权，也缺乏重大财税审批权，因此涉及矿权开采、大面积土地租赁、大型基建特许经营权、关税减免等重大投资，地方政府只能起到“递材料”和“初步引荐”的作用。
影响：投资者不能寄希望于搞好与某位市长或省长的关系就直接开工。所有核心许可（如赞比亚环境保护局EMA 审批、商务部投资证书）的终审权全部集中在卢萨卡（Lusaka）的中央各部委及行业直属局。
2，赞比亚国家发展署
(ZDA) 是首要的“一站式”窗口
现状：为了简化中央集权带来的繁琐流程，赞比亚政府设立了赞比亚国家发展署（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 ZDA）。
影响：ZDA 直接向中央商务部负责，拥有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开辟
“绿色通道”的权限（如申请特殊税收优惠、协调跨部门审批）。外资入境的第一步通常是直接对接ZDA，而不是地方政府。
3，国会议员与地方发展基金 (CDF) 的合作红利
现状：正如前面提到，现在的国会议员掌握着巨额的“选区发展基金（CDF）”。
影响：如果您的投资项目属于中小型民生工程（如农业加工、乡村诊所、区域供水），可以主动对接当地的国会议员。虽然他们不能直接批准跨国大项目，但他们可以通过 CDF 资金与外资进行联合开发，或者协助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地方社区矛盾。
4，政治更替带来的政策连续性风险
现状：因为行业部长和省长完全由总统决定，一旦赞比亚发生政党轮替（如2021年从PF 转为UPND），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及高级常务秘书（Permanent Secretaries）往往会迎来全盘大换血。
影响：前任政府部长口头承诺的“特批待遇”，在新政府上台后可能会被重新审查或推翻。因此，外资企业在赞比亚签署任何投资备忘录或特许协议时，必须确保所有条款落实为合法的书面法律文件（如政府公报或国会批准的法案），而不能依赖与特定官员的个人关系。
七，赞比亚的另外三股势力
在赞比亚，除了由总统和国会构成的现代世俗政府外，还平行存在着两个拥有巨大隐形威望和深厚社会根基的权力系统——部族酋长（Traditional Leaders）和教会领袖（Church Leaders）。
虽然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世俗政权（总统和中央政府）高于酋长和教会，但这两者在赞比亚的基层治理、土地分配、大选政治和道德裁决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软实力”与关键作用。
1，部族酋长（Traditional Chiefs）：习惯法与土地的“守门人”
赞比亚拥有73个部族，历来高度尊重传统权威。根据赞比亚现行宪法和法律，酋长的权力主要体现为传统性与地域性：
核心实权：掌控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分配，赞比亚的土地分为
“国有土地（State Land）”和“习惯法土地（Customary Land）”。其中，习惯法土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约60%至70%（主要在农村和内陆地区）。
任何外资企业或个人想在这些地区开展农业、矿业开发，首要步骤必须是获得当地酋长（以及高级头人）的亲笔许可与划地同意。如果没有酋长的首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也无法完成土地的性质转换和最终审批。
基层治理与司法裁决（习惯法庭）
赞比亚最高法院近期再次明确重申，赞比亚的四大最高统领酋长（Paramount Chiefs，包括著名的罗齐族国王Litunga、本巴族大酋长 Chitimukulu 等）拥有根据传统习俗在其辖区内册封、罢免和管辖下属中小酋长的绝对传统权力。
在广大农村，酋长和头人主持着传统习惯法庭（Traditional Courts），负责调解90%以上的民事纠纷（如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边界），其基层效率和威望远超世俗的基层法院。
国家政治中的“咨询性机构”：酋长院（House of Chiefs）
赞比亚设立了酋长院（由各省推选的酋长代表组成），作为国会和总统的官方高级顾问机构，专门就涉及传统习俗、农村土地和土著文化的法案发表审议意见。
总统与酋长的微妙平衡
法律规定，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的最高主权代表，酋长不得高过总统。但是，由于酋长对选民拥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历任赞比亚总统都会极力拉拢大酋长，甚至由财政拨款为他们修缮宫殿、发放国家津贴。
2，教会领袖（Church Leaders）：国家的“道德灯塔”与政治调停者
赞比亚在宪法序言中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Nation）。这一独特的宗教定位，使得教会领袖拥有了凌驾于一般社会团体之上的崇高政治与道德地位。
大选与国家危机时的“终极调停人
赞比亚的教会，特别是赞比亚天主教主教团 CCC、赞比亚基督教理事会 CCZ 以及福音派团契EFZ 三大核心机构被视为国家最公正的第三方观察者。
每当大选前后执政党与在野党爆发激烈冲突、社会面临动荡风险时，往往是教会领袖出面主持政治对话，将冲突双方拉回谈判桌。赞比亚历史上多次政权平稳交接的背后，都有教会领袖在幕后化解政治僵局的功劳。
广泛的公共服务与基层渗透力
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无法覆盖的偏远地区，教会网络支撑起了赞比亚大量的优质医院、诊所和学校。在基层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教会领袖的一句话往往比地方专员的行政命令更有社会号召力。
独立于政府的道德监督者
教会领袖频繁利用布道和公开声明，就反腐败、经济民生、人权保障等议题对现任政府提出公开批评。正如赞比亚舆论所指出，当传统组织和精神机构过于卷入世俗政治时，人们会担心其丧失独立性。但迄今为止，教会依然是赞比亚除了反对党之外，最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力量。
3，在赞比亚，工会力量（Trade Unions）非常强大且极具地缘政治影响力。
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赞比亚的工会不仅是单纯的劳工维权组织，更是深刻影响国家政权更替、宏观经济政策和核心产业命运的“第四大权力系统” 。
1）赞比亚的工会力量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赞比亚是世界主要的铜矿生产国，因此赞比亚矿工联合会 (Mineworkers Union of Zambia, MUZ) 是全国最具威慑力的工会组织。
经济威慑力：铜矿出口占赞比亚外汇收入的约70%。一旦矿业工会因为薪酬、安全或裁员问题发动罢工（Industrial Action），整个赞比亚的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会在几天内陷入停滞。
谈判硬实力：在外资矿企（如中国、加拿大、瑞士等跨国矿业公司）和赞比亚政府面前，矿业工会拥有极高的话语权，能够直接左右矿业法案的修订和劳工税收政策。
2）政治晴雨表：左右大选的“造王者”
在赞比亚政治史上，工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赞比亚的“国父级”第二任希卢巴（Frederick Chiluba），在执政前就是赞比亚工会大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ZCTU) 的主席。
ZCTU作为全国总工会，旗下的教师工会、公务员工会和矿工工会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中产和工人阶层。在历次大选中，哪位总统候选人能获得工会领袖的公开背书，就等于锁定了巨大的城市选票仓。
3）外资企业的 “超级紧箍咒”
对于前往赞比亚投资的外国企业（尤其是基建、制造和矿业领域）而言，工会是日常运营中必须小心应对的力量：
严厉的集体谈判机制（Collective Bargaining）：工会每年或每两年会强制要求与资方进行薪酬谈判，且对赞比亚《劳动法》中规定的解雇赔偿、医疗保险和住房津贴等福利执行得极为严苛。
强烈的反裁员倾向：一旦企业因经济不景气计划裁员，工会会迅速介入并联合地方劳工部向企业施压。如果处理不当，极易演变成跨国法律诉讼或引发社会舆论风波。
4）基层维权与社会监督的“减震器”
除了工薪谈判，工会在赞比亚社会扮演着“减震器”的角色：
他们频繁就通货膨胀、基本生活物资价格上涨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向财政部施压。
当世俗政府的监管在某些偏远矿区或工厂出现缺失时，工会的基层代表（Shop Stewards）往往充当了第一线的安全生产和人权监督员。
所以，在赞比亚，如果说总统和各部部长掌握着国家的“硬权力”（钱、印章和军队），那么部族酋长、教会领袖和工会则牢牢掌握着国家的“软实力”（土地、神权与民心）。任何在赞比亚深度运作的项目，都不可忽视这三大传统与精神力量的存在。
因为攻略了赞比亚的政体以及权力分布，就延伸看了下非洲国家的其他地方，将情况简要地列在下面，以备之后行程如果有机会再实地考察，或待有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有缘据实相告。
根据《经济学人》民主指数 EIU 和V-Dem 研究所等主流国际智库的长期监测，非洲54个国家中有超过20个国家被归类为“威权/专制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s）”或实质上的独裁统治。这些国家主要分为以下4类：
绝对君主制与终身独裁的国家有赤道几内亚 (Equatorial Guinea)、厄立特里亚 (Eritrea)和伊斯瓦蒂尼 (Eswatini，原斯威士兰)。
长期强人统治（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国家有喀麦隆 (Cameroon)和刚果（布） (Congo-Brazzaville)
近年来爆发军事政变的“军政府”国家有马里 (Mali)、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尼日尔 (Niger)、几内亚(Guinea)和加蓬(Gabon) 。
处于严重战乱或无政府状态的政权有苏丹 (Sudan)和利比亚 (Libya)。
另外，在多份全球公认的民主与治理指数排名中，毛里求斯(Mauritius)，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一个被评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的独立国家。
除了高居榜首的岛国毛里求斯外，在非洲大陆本土，有几个被归类为“不完善但成熟的民主政体”，它们是博茨瓦纳 (Botswana)、佛得角 (Cabo Verde)、塞舌尔 (Seychelles)、南非 (South Africa)和加纳 (Ghana)。
虽然有上面的权力分属格局，但据称希奇莱马已经或正在进行激进的“财政去中心化”体制改革，致力于打破资金和权力高度集中在首都卢萨卡的旧体制。
其中，希奇莱马将每年拨给每个选区的选区发展基金（ CDF）从执政初期的 160 万克瓦查，大幅飙升至 2026 财政年度的 4000 万克瓦查，以大幅增加省市的资金调度权。
另外，希奇莱马持续为地方行政赋权，中央政府已将至少13 项核心行政职能直接下放到地方议会（Councils），并承诺进一步扩大下放范围。通过这一改革，各个选区（Ward）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主编制预算，使得前文提到的市议员、区议员（Councillors）真正拥有了干预地方发展的财权与话语权。
其他，就不一一累述了，拭目以待吧，用一位中国老板的话说“政客的话还能当真？”
张家卫非洲百日散记(2026.9.8.第2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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