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读书分享
原创：张家卫
TWG Tea Club 读书会第92期，推荐阅读 《中国好人》 作者：刀尔登。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1964年生于沈阳，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刀尔登把书名叫了《中国好人》，看了第一篇《我为什么不喜欢狗》，读了他对狗的调侃，就知道他的“中国好人”书名，是反话正说。
我还真阅读完了。
《中国好人》这本书，说了数十位我们熟悉或者不怎熟悉的中国人，主要是古人。
我们熟悉的比如有朱厚照皇帝、大秦宰相李斯、卓文君的老公司马相如、奸相曹操、大太监刘瑾、奸臣严嵩、大清官包拯和海瑞、杀人成瘾的朱元璋皇帝、《离骚》作者屈原、隐士陶渊明、说不清的吴三桂、篡汉皇帝王莽、叫花子教育家武训、东林党人钱士升等等，不怎熟悉的名字如张巡、严延年、冯道、夏姬、钱名世、卜式、何心隐、曾静等等。
刀尔登用他的独特视角，用这些古人的故事解读了他的看法，确实有水平。
有的篇我阅读了几遍，有的篇则大略扫过。读几遍的是因为他的观点新异，需要消化消化，大略扫过的是我也如此表达，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一声叹息和一地鸡毛才是重点。
这本书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如同他在为女人说话的时候说他比较喜欢春秋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算是一个挺开明的华夏时代。
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刀尔登用“狗”和“猫”说了出来。
开篇一文的名字便说了他的立场【我为什么不喜欢狗】，收篇的时候直接定了一个题目【中国历史上有个传统，就是爱以天下为狗任】。后记则以一篇【猫及其他】划了句号，看似说他养的猫，实则说了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
既然刀尔登用的是春秋笔法，自有他“春秋”的道理，我也就将他的句子摘了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算用“他语”代了我的“春秋”。
1，狼的脖子和尾巴分明是粗硬的，而进化为狗之后，都细软起来，以便摇头摆尾，哪里还有一点狼的样子。尤不喜的是乖而顺之的狗脾气。当然，这种脾气，也是人教给的，而且教学相长，人再重新从狗身上学过来，动不动就“上怀犬马恩”，眼眶也湿。
2，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其实它们也只是瞎叫叫，互为声援而已，并不知道在叫什么。
3，据说最好的狗，对主人最柔媚，永远夹着尾巴做狗，对不是主子的人毫无情面，不管高矮胖瘦，黑白妍，一概作势欲啮。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那还好办，但并不是这样，而且养狗的人也很多，走在这些人之间，犬牙交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该怕人，还是怕狗。
4，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5，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小贴士：正德15年（1521年）秋天，明武宗朱厚照带着太监美女游山玩水，在清江浦时，看见湖光山色，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朱厚照突然想到——我还没玩过鱼啊！这位好玩的皇帝想过一把渔夫瘾。于是，他亲驾小船捕鱼玩乐，结果收网时船体失去平衡，他跌落水中，可怜的武宗文武双全，却独不会水，一阵扑腾后才被救起，自此一病不起，不出数月，他的人生就此谢幕了。那一年，他31岁，落水不治身亡，死因成谜。）
6，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
7，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8，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
（小贴士：五蠹（wǔ dù），指五种害虫，可以指：
《韩非子五蠹篇》，指学者（儒士）、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兵的人）、商工之民（工商企业），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
五毒，一般是蝎、蛇、蜈蚣、蟾蜍、蜘蛛等五种害虫。）
9，李斯临刑前，对儿子发出著名的感叹：“现在，就是想再与你牵大黄狗，出上蔡东门捉兔子，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见到厕溷（cè hùn）和米仓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触，发愿不为厕鼠，力争上游。
10，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
11，如果抢食袁崇焕肉的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他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12，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
13，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
14，清初流放罪人到荒徼之地，最有名一处是黑龙江的宁古塔（辽宁一代）。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15，奇怪的只是，一代一代的隐士，挣脱一个网罗，却挣不脱另一个网罗，人身独立了，精神依旧徘徊在旧局中。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不意味着有自己的新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
16，至于如何富国，既充实中央财政，又不使民间经济失去活力，说老实话，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贫的古代，是条死胡同，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通常的情况是，对富人，无事任其胡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祯年间，财政崩溃，亡国在即，这时有一位李琎（jīn）想出主意，请搜刮江南富户，以实军饷（郭沫若曾夸赞此议为“相当合理的办法”）。大学士钱学升疏论曰：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tiào）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juān）削，议刮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
（小贴士【译文】：
“乡邑中有富裕人家，本来是贫民衣食的来源。地方有水灾旱灾，主管官吏命令他们出钱粮，均匀谷物救济饥民，一遇敌寇侵犯的警报，命令他们帮助城堡守御，富裕人家不曾无益于国家。如今把兵荒归罪于富豪人家剥削，讨论搜括他们的钱财而没收，这是秦始皇不施行于巴清、汉武帝不推行卜式，而想推行于圣明之世吗?这种决议一旦被提倡，无赖亡命之徒相继向富家发难，祸害天下百姓的流寇就不会停止。”）
17，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从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王莽没有背叛儒学，不知可不可以说儒学背叛了王莽？把他一个人扔在道上，独领千年骂名，自是丢卒保车之意。
18，武训做成了他想做的事，用不着知道自己死后忽而成为“世界极光明极伟大的叫花子”，忽而成为“奴颜婢膝的封建奴才”，忽而平反昭雪，只差补发工资，成文史是戏剧化的东西，人被改编为角色，被解释为情节，个人的行为，或被拉做头上旗，或被弃为脚下泥。个人生活的意义，个人失去了所有权，帝王将相皆如此，何况一个不识字的武训。
19，他在后记中收尾写道：“我的猫每天凌晨都在床前吵闹，要把人唤起来陪她玩耍，好在她只是一只猫，我可以忽略之，或者丢点什么东西过去，假如这是只老虎，可就十分不便了。所以我养猫，至于养虎，想也不曾想过，而我认识的一个人，只因生着一张老鼠脸，到现在也不敢养猫呢。”
注意到刀尔登还写了一个《不必读书目》，觉得十分有趣。竟然列出了将近50部不必读的古籍书目，其中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山海经》，也有家喻户晓的三国、水浒和西游，童叟皆知的三字经，还有堪称文学巅峰的红楼……每一本书都有足以令人不读的信服理由，说是不读，其实，看完是书，你已经读了这些不必读的书目，他用的依然是发话正说，春秋笔法……
不知怎得，我脑海中立即浮现的倒是一幅狗的形象：“狗改不了吃屎”的五蠹之一——儒士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