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卫
【按：小文是一篇读书笔记的简版，却在公众号上停留三日后被和谐，觉得就是读书，因此记录在这里，就是记录而已。】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可谓是大名鼎鼎，也被称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他最著名的观点当是“历史终结论”，最早是1989年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认为：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最后的人”。
当然，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的前夕，即苏联解体的同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 又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就在情理之中了。
2011年和2014年，也就是20年过去了，他又写了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的副标题是【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下卷的副标题则是【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关于这本书，有评论认为“新福山”否定了“旧福山”，即旧福山二十年前的“历史终结论”观点已经过期作废了。
有评论说 “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比如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刘瑜副教授在《起源》一书中译本的【序】中写了一些话，却非常值得深思，她说：
“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福山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 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如果以三要素来衡量，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 并由此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最终会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 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 ...... 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 ”（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
福山先生还在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结合当下的世界局势，引起了我的深思。福山先生阐述的逻辑非常简单，却很好的解释了当下盛行的帝国情结、民族复兴情结以及立志要成为中兴之主情结的来源。
人类及其灵长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戚关系的大小社会群体中。生活得如此长久，以至社会合作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都已进化成人类的天性。
人类历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寻求财富，而在追求承认。冲突的长期持续，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承认有时与财富有关，有时又以财富为牺牲品。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承认是指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承认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
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
《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 》一书，出版时间是2018年9月，算是福山先生最近的观察和警示。他在书中更加明确的指出：当代世界许多被误认为源起于经济动机的斗争，实则根植于对于承认的需求，无法单纯靠经济手段满足之，因而现今有太多人受到基于民族、宗教、派别、种族或族群的狭义承认吸引。
读到这里，想想当下以俄乌战争为代表的天下大棋，忽然觉得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怪不得大帝们不惜以经济为代价也要寻求兵戈相见，原来是为了“追求承认”！
福山在《起源》一书中关于中国，他的表述也是甚为直接，他写道：“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对于福山的观点，中国的张维为教授与他在2011年曾有过一场辩论，其源头也是这本《起源》一书。
对于福山以中国历史王朝轮回当作依据质疑中国的“可持续性问题”，张维为教授的解释是中国模式下，官员的产生是出于政绩。最高领导人是从一批精英里选拔而出，并非古代王朝那般世袭统治，故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轮回并不适用于中国模式。更进一步的，张维为以这为基础对福山民主制度做出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民主在问题决策上并不比专家更具优势，甚至大众民主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浪潮，短视近利的眼光反而对整个国家发展不利。
读书是一种快乐，而多听听不同的说法，也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习方法，至少会让读书不显得枯燥。
福山的最新言论，是一个月前的3月12号，他在《美国的目的》（American Purpose）杂志中，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局势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他称为 “斗胆冒昧” 的系列预测《为失败做准备》。
他写了十二条，最后一条是：
12. 俄罗斯的失败将使 "自由的新生" 成为可能，并使我们摆脱对全球民主衰落状态的迷茫。1989 年的精神将继续存在，这要感谢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 A Russian defeat will make possibl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get us out of our funk about the declining state of global democracy. The spirit of 1989 will live on, thanks to a bunch of brave Ukraini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