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数位南京当地的著名企业家、大律师还有官员喝茶，刚谈及成都的书院文化，就有人连称“与南京比，成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看来，强大中国的雄心壮志，不仅仅需要国家的自信，也需要油然而生的大城市自信作为支撑。更何况，南京书院的历史地位确实很高，但评价书院文化的标准要看怎样取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验。
何为书院文化？我以为，书院的讲学、论道首先体现的一定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尽管“争鸣”的范围难免局限，却万万不是先生讲、学生听式的照本宣科，与正统的官学教育相比，应该自由的多，也要散的多，方为书院，而非学校。
换句话说，我理解的书院讲学为私学，与官学不一定冲突，却属于两个性质。即使是官办或者官督民办的书院，也要讲求百家争鸣，才会办出风格，筑巢引凤。
我是支持南京人的自信的，只是觉得无需与成都相比，各有各的长板。
江苏的书院文化，不说别的，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名气独步书院名录，毁誉参半，竟然被归类为“党人”，相信名录上载有名号的六千书院绝对是难望其背，自然也是难与其为伍。
“东林书院”的兴衰历史，像极了中国朝代史变迁的缩影。其成名源于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争斗，其背后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是那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杖。
我是第一次来拜谒东林。
也许因为防疫，今天的东林书院，大门未开，走的是侧门，门头不大。可当望见了蓝色匾额上书写的四个金色大字“东林书院”时，我的心还是禁不住的颤了一下，如同见到真佛不自觉的就会匍匐地上膜拜一样。
东林书院并没有想象中的冷清，其规模就像一座大号的江南大庭院，曲径通幽，绿树婆娑。
庭院里卧着的一池湖畔，游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锦鲤，泉涌应该是后做出来的。准确的说，这就是一个池塘，虽袖珍，却因为“东林”的名气，我坐了一会，大有“有龙则灵”的感觉。
窄窄的庭院路上，人不少，却也不算拥挤。
仔细打量，原来书院将一些房子办成了孩子们学习琴棋书画的课堂，无锡图书馆也在这里开了一个分馆，书院并不收门票，因此也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遛弯儿，至于父母带着孩子来这里上课，祖孙三代同行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东林书院的名气主要是“东林党人”，其“兴”，其“灭”，又“再兴”，被无数人唏嘘不已。有人说他们代表了文人的凛然正气，是国之栋梁，也有人说他们是大明朝落幕的罪魁祸首。
其实，这些话，都是皇帝说的。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1604年，被尊称为“东林先生”的顾宪成，丢官回到家乡后，领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将书院定位为“读书、讲学、爱国”，定位没错吧？他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是不是也更没错？
错不在他，错在了他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多数时间就像皇帝的夜壶，自己觉得高雅贵气的很，但在皇帝看来，就是一把起夜方便不得不用到的夜壶。
话说的难听了点，我也不愿听，也因此不敢往文人的堆里扎……望着书院墙上画的明末东林党人分布简图，不知道应该为他们骄傲，还是替他们难过。
图上看，被列在东林党人名单的江苏（含上海）地界儿人数最多，有76人，四川只有3人。
不过，江苏地界儿的南京应天府仅有1人，四川的3人却都在成都府。说明南京的人，那时候就挺会当官，拎得清形势，江苏的地界儿上，倒是无锡和苏州的文人好像积极也冲动的很。
令南京人看不大上的成都书院文化，笑称是“盆地”文化，怎会引天下名人雅士前往或者造就大文豪或者大文青呢。我笑而不语，其实，成都的“盆地”文化，恰恰因为其与中原、与江南不同的地理区位，而彰显其其独特的个性。
巨大的四川盆地中，成都是“两山夹一平原”的基本地理格局。两山是龙泉山和贡嘎、幺妹山脉，两列山脉之间，就是成都人烟火人间3000年的成都平原。当然，古时候的成都自然脱不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险恶。
先秦及秦汉时期，成都经济与文化落后，蜀人自己就说“蜀本无学士”。到了唐宋时期，成都经济达到鼎盛，人称“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政局安定之时，文人雅士以游历成都为风尚——“自古诗人例到蜀”。中原动荡之时，文人雅士又纷纷以成都为避难所，尤其以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战乱时为最，杜甫就是那时候跑来定居的。
陈古嘉先生著作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对各省历史上的书院进行了盘点。其中，四川地区的书院在唐五代时期居第四位，宋代居第六位，元明两代下降在十名以后，到了清代一跃排在了第二位。
清代以前的书院除少数官办之外，大多数都是私人所办。但是，到了大清朝的雍正年间，官办书院大增，四川境内的书院猛增到394所，成都也是办书院成风，数字是21所。
名声大的四大书院有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和潜溪书院，尊经书院也非常有名。
不过，大清朝时期的四川书院虽然多了，却与以前的书院不大一样了，其标志就是戒律森严。锦江书院藏有一块卧碑，刻的就是《学校条规》，上面云：“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用四个字表达就是“不许妄议”。
到了清朝光绪末年的1901年，朝廷下诏，教育改制，将全国的书院改设为学堂，书院制度就此亡了。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
胡适先生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未完待续，明天续（二）】
——张家卫成都百日散记（2021.11.30第56天）【东林书院之瞎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