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968年）以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侵入中国的1937年，按照美国换算出来的数据显示，日本当年的GDP达到283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六，前五位分别是美国、苏联、德国、英国和意大利。
但是，明治维新后期的日本为何选择了一场世界大战？为什么貌似强大的日本会失败了呢？有人说“穷兵黩武”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更多的人说是因为“军国主义爆棚”和不自量力地去攻击珍珠港，从而导致美国参战的原因所致。
这些原因当然存在，可是总觉得这些是“形”的东西，是外在原因，而非内在原因的剖析。前些日子，读到王前教授2020年12月撰写的一篇论文，大有收获，觉得他对日本当代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观点的研究，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
一、日本人为什么会失败？
王前教授，是旅日学者，他曾担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在东京单向街书店听过他的讲座，并且有幸与他一起探讨一些日本现象和问题。
王前教授的论文题目是【丸山真男也“转向”了? | 评《忠诚与反叛》】，《忠诚与反叛》这本书于1992年初刊，收录了丸山真男的一些论文。《忠诚与反叛》的书名取自书中一篇论文的题目，《忠诚与反叛》这篇论文是他在1960年时候写的。
丸山真男（1914年—1996年），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思想讲座教授，专攻政治思想史，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
王前教授写道：
读过《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日本的思想》的朋友一定知道，丸山一生的重要思想课题就是日本的现代性问题。这当然是二战对他的巨大冲击导致的。
明治维新以来一帆风顺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大日本帝国经历战败这个严峻现实，让丸山等进步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要找出日本之所以误入歧途的原因，丸山的答案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上的民主化。他的这种想法其实在早期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就有体现。
他在《思想与政治》(1957)里提到当年流亡日本的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犹太裔弟子卡尔·洛维特对日本文化的一个观察。
洛维特说，日本的现代文化好比是一幢两层楼建筑，二楼是西方的，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所有的西方思想应有尽有，但一楼的思考模式却是日本式的。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梯子却找不到，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自成一统。
洛维特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没有进入化境，只是停留于模仿。丸山对洛维特的这个批评是大体认同的，所以他在做日本思想史研究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了解了丸山的这个思路，再来理解《忠诚与反叛》这本书就比较容易了。
王前教授的论文篇幅较大，他的核心表达是想通过这本书论证丸山【从相信直线式进步史观，转向重视横向的文化影响】的观点变化以及丸山列出的主要理由。我就试着摘取其中要点予以消化学习。
在这本1960年发表的《忠诚与反叛》里，丸山在这里选择的考察对象竟然是很不现代的武士阶层，他讨论武士阶层的忠诚与反叛的关系。
中国的“忠”字在日本的封建主从关系里扎根后，几乎都是表示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献身性奉献——“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始终是支配性的观念，宗教色彩要超过伦理的义务。
可是，这种“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有一个区别，中国尽管有君臣为五纲之首，但是同时也奉行“君之于民亦曰忠，……圣贤言忠，不专于事君”的说法，换句话说，中国的“忠”字并不意味着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忠诚。
带来的结果是，要不推翻君主自己上位，要不就是以鸵鸟的心态唯唯诺诺，从秦以来2000年再无中国士大夫。
再看日本的这种武士忠诚心态，在他们看来，“君不君则去之”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放弃那样的行动原则会产生人格内部的紧张，会有助纣为虐的道德挣扎，但也因此反而会让武士面对主君执拗地采取激烈的行动——不是绝对的服从，而是进行谏诤。
而在中国，元朝之前，臣子是不需要向天子下跪的，面见天子只需作揖便可以，元朝开始跪拜之礼，到了明朝后，不仅要给皇帝下跪，还要给上级下跪。
丸山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在论文的末尾，点出了他的意图。他说，随着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进程，武士存在的土壤消失了，原先的谏诤与谋反这些用词也不符合潮流了。
丸山追问道，近代日本的组织究竟从旧体制的忠诚意识里继承了什么，又舍弃了什么。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现代日本依旧还是个问题，这个“旧债”并没有还清，需要现代日本人通过自己的责任与行动把过去的遗产变为现代的资源。只有这样，“无忠节者亦无叛意”那句话才能超越历史的制约，变成对今人的永恒的预言。
丸山高度赞赏武士阶层的这种谏诤精神品质，并不是因为他赞美武士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因为如果寻找一种典型的日本人，那就只有武士了。
丸山在《忠诚与反叛》的书评会上指出，武士阶层是不存在了，但武士精神还是值得思考的。
丸山绝非简单地用一句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家就可以概括。如果说早期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在战后的一系列实践与思考中，他的立场逐步发生微妙变化，在思考传统与现代化时跳出了原先的直线式进步史观，更加重视文化交流等横向的影响，并且积极挖掘日本传统里的积极因素。
就日本的学者而言，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我都属于门外汉，现学现卖的那一类人，但我执拗于我的疑惑，这倒是一以贯之的事实。无论是谁，只要有独特的见解，我都视他们为我的老师，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几乎都会在那里找到，而我就拥有了无数的良师益友。
二、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21年8月出版发行，译者是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的路平先生，他在译后记中发表了他的观点，由于篇幅较大，我也是摘要阐述：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绕不开的追问。战后历史学派从经济基础、权力结构出发，对天皇制展开了严酷清算；实证主义历史学多通过梳理宫中、府中、军部等势力的具体政治过程来考证分析；而从人的“思想结构和心理基础”入手剖析内在要因、批判天皇制，大放异彩的，则是丸山真男和所谓的丸山学派。
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春天，丸山从上述问题出发，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一文为起点，一反战中隐忍的抵抗姿态，高举战后民主主义的大旗，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大加批判，积极推动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和“近代化”。
丸山和竹内好等战后知识分子经常把1945年的战败看成日本的另一次开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从战后出发审视近世近代的开国时，都在实践着爱德华·卡尔的那句“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
《忠诚与反叛》是这本同名书中的一篇论文。在这里，武士的忠诚被丸山把握为无条件的忠诚（静态忠诚）与行动主义（动态忠诚）的悖论性结合。与儒教“君若不君，则去”的臣从道德或欧洲的主从契约关系相比，武士的主从关系诚然更强调侍从一方的侍奉，但武士“臣不可不臣”的主从道德，并非只表现为卑躬屈膝的奴隶式屈从或韦伯的官僚制式的恭顺，这个政治态度还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通过积极的行动让“君主”成为“真君主”的动态忠诚。
武士的精神气质（ethos）被丸山把握为一种忧愤、自主与有骨气的谏诤精神。
文章梳理了在幕末维新期、自由民权期、明治二三十年代以及日俄战争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武士的封建忠诚被回收至明治天皇制的过程中，各个认识主体是如何通过重新定义“忠诚与反叛”这种政治伦理来焕发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以此抵抗体制一方的顺逆逻辑或所谓的天皇制忠诚。
丸山借他所讨论的人物之口指出：是不服从主义掀起了维新革命，淬炼出了近代日本。
但同时他强调，这种抵抗精神是历经了自我内在的忠诚相克与纠葛后的反叛，所以应当注意，体制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与反动，与自我内在结构上的顺从与抵抗，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日本的近代化一方面瓦解了封建忠诚及其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消解着这种抵抗精神。
丸山指出：卸下了自我内在的责任、挣脱了束缚后的反叛，只会是自我天性的爆发和肉体的乱舞，这种性质的反叛行动终究无法避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集体转向，更无法有效回击天皇制的专权。丸山对忠诚与反叛内在结构的剖析，直指1930年代左翼人士的集体“转向”。
丸山在文中反复提到一个悖论：如果说武士精神气质里的“能动性在于‘无忠节者亦终无叛意’，那么反过来，我们是否还能期待，连谋反都不会的‘无气无力’之人民，会真正对国家心怀忠诚？”他从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出发剖析“忠诚与反叛”这种政治态度，试图从那个“无责任体系”里唤醒一种有责任感的行动主体。
无论是王前教授，还是路平先生，两位的文字都是尽量以严谨的笔触进行论述，读起来还是会感觉有些晦涩。就我的咀嚼而言，我以为有这样两个关键结论点最为重要。
日本发动战争和战争失败的内在原因，丸山的答案是明治维新的日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上的民主化。丸山的这种结论在他的早期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有明确体现。
日本发动战争和战争失败的内在原因，丸山新的思考答案是明治维新的日本消灭了武士阶层，但武士阶层不存在了，连带着武士精神，比如“谏诤“的“行动主义忠诚”精神也丢了。
由于以上两点的内在原因，导致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1930年代以后），天皇实现了事实上的专权，进而他接受了军国主义的主张，并决定发动这场以中国为主攻方向并以对抗西方对东方族裔压制为名义的全面战争，而明治政府的官僚乃至知识分子阶层不仅没有谏诤，原有的反对力量反而集体转向支持天皇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圣战，最终吞食了彻底失败的恶果。
【《强大的日本为什么会战败》今天续（一），明天续（二）】
——张家卫东京百日散记（2023.12.6，第9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