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大街小巷很干净，城市笼罩在雾里，应该不是雾霾。
国内的疫情防控虽然一直很严，但一路上看去，虽谈不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却看得出已是万物复苏的景象，孩子们在学校里快乐的奔跑。
与大上海相比，武汉的名头要弱了不少。但是，大武汉也曾经是这样叫的。
大清朝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武汉曾有“东方芝加哥”的称呼，是当时除上海之外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究其缘由，武汉竟然也是一座移民城市。
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上海等五个口岸打开了，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又增加了11个通商口岸，汉口是其中之一。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
英俄法德日五国的租界，沿着江岸排列，至今还保留着上百栋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
因为海外商业文明的大量涌入，外国的工厂、银行、货物纷纷抢滩，汉口开始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转型。
据史料统计，除个别年份外，当年的武汉外贸进出口额仅次于上海，常年高居全国第二，因此它与“大上海”并列，被称为“大武汉”。
“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就是当时的武汉写照。
武汉出来进去的大人物太多了，来武汉过往并留下墨宝诗句的文人墨客也是数不胜数。不过，就我的认知而言，张之洞的贡献和影响要更大、更深远一些。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借着汉口开埠形成的城市基础，全方位推行洋务运动，他主导兴建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以及汉阳的品牌，至今还让国人津津乐道。
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政策，大大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武汉从一个“码头文化”的移民城市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发源地。
说起武汉移民城市的说法，即使是武汉人也有不同的认知。我问老田，老田摇头说“武汉应该不是移民城市吧”。他们早就将自己认作武汉人，如同老上海人将自己认作上海人，淡漠了1840之后的租界文化。
但是，如果回看当时的历史，实在是开埠之后才形成的“大武汉“格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858年的开埠通商，汉口也就成不了后来的大武汉。
因为开埠通商，带动了拥有丰富水域条件的武汉有更多码头的兴起，再加上张之洞后来主导的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的修建，吸引了大量移民，商人、手工业者、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纷纷进入武汉，把武汉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终成就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
清代叶调元写的《汉口竹枝词》中就说：“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再来看看武汉的早餐食谱，种类竟然多达上百种：
热干面、糊汤粉、牛肉面、牛肉粉
豆丝、豆皮、面窝、苕面窝
汽水粑粑、煎包、糯米鸡、欢喜坨
油香、烧梅、糯米包油条、汤包
来武汉吃早餐，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
小小的早餐窥见，实在是南来北往的移民们贡献的味蕾，与成都、上海均有一拼。
相传建于北宋时期的武汉古琴台是我喜欢的地方，虽有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景点的美誉，我却是独青睐它难得的闹市中清净，还有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
以前，每次来归元禅寺之后，总喜欢再转到这里喝一壶茶，听一会园子里的师傅弹的古琴曲，再买一点即兴喜欢的书法、谱乐类的东西，然后就走了，倒是留下了不少的念想和回忆。
这次来，古琴台里面的礼品店，建筑依然巍峨，牌匾上“高山流水”四个大字应该是刚刚描过，新蹭蹭的，店门却关着。
武汉大学的历史追溯，也要与张之洞1890年和1893年先后创办的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有关。这两所新式学堂，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式现代教育的源头，也是让武汉至今还是中国教育文化重镇的缘由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范教授陪同我游览校园，讲了武汉大学的缘起，讲了张之洞和黎元洪，讲了我知道的声名显赫却有些悲情的武大老校长-李达和刘道玉，讲了日军侵占武汉大学校园以及樱花大道的往事今生……当然，更多讲的还是武汉大学今日之规模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范教授说：武汉大学的校史以及校园的变迁和建设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就是一个缩影。
位于武汉大学行政楼前的九一二操场，因为毛爷爷在1958年 9月12号这天，在这里接见过武昌几所大学的师生，因此以“九一二”命名。而更早时候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先生也曾在此阅过兵，那时候这地方叫奥场。
行政楼是老建筑，1934年开建的，武汉大学四个字非常有沧桑感，建筑也是东西合璧的设计，我站在行政楼前，面向毛爷爷和蒋先生都曾来过的九一二操场，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天已经黑了，还下着毛毛细雨。
校园里川流不息着脚步匆匆的老师和学生，武汉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总数竟然有五万人之多。
因为校园太大，又坐落在珞珈山上，因此道路多坡，大部分学生在校园里都骑着电动单车，看起来倒是一道有趣的画面。
樱花大道没去走，站在路口拍了照片，就着路灯远远的望过去，可以想象出来樱花烂漫的春天季节。
今天下午，我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给研究生和博士生讲了一堂课，名字是《小众行为学的研究和实践》，竟然讲了两个小时。
范教授
我说，因为同学们听的太认真，我也就认真的过了头。范教授点评道“没来听的同学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我与范教授的结缘，源于2019年同在多伦多大学访学，也正是我2019年9-12月的百日行走其间。我们聊经济学、聊行为学、聊创新，也聊做人、做事、做研究、做学问的心得，其中，就“悟心”的体会，我们二人非常同感，因此惺惺相惜。
加拿大多伦多挥手告别的时候，范教授相邀我2020年春节回国一定要来武大为同学们做一场分享，却因为一场新冠病毒的突袭，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所有行程。
近两年之后的今天，又因为2021年的成都百日行走，终得以来武汉大学，也算是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之约吧。
范教授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着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室的主任，研究著述和成果颇丰。
交流中，说到新冠疫情在武汉的大爆发，他介绍了疫情之后他们即刻进行的重大风险和应急防控课题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及时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和非常具体的建议。
说到这些，范教授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坦言能为如此严重的瘟疫大流行做出一些贡献，实在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光荣。
品尝了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烹饪的武汉特产小菜之后，我们挥手告别，相约再见。
乘着夜色，我还要去赶高铁前往长沙，行走后续的旅程。
再见，武汉！
【续完】
——张家卫成都百日散记（2021.12.17第71天）【武汉随笔（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