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究竟在保守什么？（第50天）
- 张家卫
- 202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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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对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或者说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保守”一词在中文语境中，通常意味着“守旧、不愿改变、思想僵化、跟不上时代”，我们喜欢的是“进步、革新、革命”。
说起来也对，因为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就是“告别传统、走向现代”。
我们最喜欢“自由”这个词。
事实上，“保守主义”与“保守”二字的解读，属于南辕北辙，这个“主义”属于西方，而现在，它正在重新成为美国的主流，或者即将成为世界的主流。
很多人听说这个词，是因为刚刚被枪手暗杀的年轻人查理.柯克，他被称为美国右翼保守派政治运动人士，再就是川普了，他以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带头大哥的形象，试图改变美国，改变世界，另一个就是米莱了，而事实上，保守主义领域的人物太多了。
关于“保守主义”的话题，事实上我一直有说说的冲动，其实也是我心里一直有的困惑，直到今天早上看到我们读书会群里，有一位读友转发了一个叫【老钟闲聊】的人说了一段关于保守主义的话，我觉得有点不说就会如梗刺喉的感觉。
她说：“保守主义的精髓在于保守，对内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但这个维护的过程本身，必须是合法合规的，而川普式的民粹主义，其动员的逻辑是反建制反精英。这种逻辑一旦失控，很容易滑向只要目的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的陷阱。”
她的关键词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在于保守”和“川普式的民粹主义”，这段3分钟的话获得了2500多个点赞，这就是为什么中文互联网上会出现不少这样的“共识”，因为说得简单易懂，符合国人的话语语境，而且为不喜欢川普的人找到了似乎是高大上的理论依据。
说句心里话，我对保守主义也是只懂得一点皮毛，在中文世界里最令我钦佩的“保守主义者”应该就是学者刘军宁了。
刘军宁（1961年—）写过一本《保守主义》，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后来，他还发表了诸多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章和谈话，比如这篇《公民之死——美国保守主义的新转向及其成因》，我认为是中文世界里最清醒、最专业，也是最即时的关于美国保守主义的观察。
这一文是他在2013年写的，那个时候川普还在野，不得不佩服军宁先生的洞察。
今天的【散记】，就以军宁先生的这篇文字为体，写一个读书笔记吧。
军宁先生首先说：在许多中国学者传统的印象中，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其“温和渐进”“捍卫自由传统”“尊重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主张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保守自由，保守就不能成为一种主义”。
他接着说：如今的美国保守主义正在经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另类右翼（alt-right）”迅速崛起，“另类右翼”们正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以致于被被媒体和学者归纳为国家保守主义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简称NatCon）。
这种令许多中国研究者感到陌生的美式保守主义变体正在美国学术界与社会中迅速崛起，并对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保守主义提出挑战。
一、权威主义自由观的崛起
2019年7月24日，首届美国国家保守主义者大会（National Conservative Conference）上，著名保守主义智库伯克基金会研究员、专栏作家乔什·汉默（Josh Hammer）发表了题为《保守主义的未来》的演说。
在演说中，他回顾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美国本土的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者逐渐形成了捍卫美国传统、反抗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联盟。而冷战开始后，在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巴克利（William Buckley.Jr）的领导下，美国保守主义为强调自己与共产主义苏联的对立，强化了自身拥护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属性，从而在从塔夫脱到里根、布什父子的半个世纪时期里，形成了一种强烈亲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呈现出自由至上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种种形态，甚至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也模糊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常言的民主和共和两党达成了轮流执政、互相不要拆大台的默契。
然而当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后，这种保守主义显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在社会文化方面看似尊重传统、实则仍强调个人自由为重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它成为了政治与经济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对美国如今的社会危机，诸如社区的瓦解、毒品的泛滥乃至宗教伦理的废弛负有责任，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美国传统，以及美国保守主义的根基。
因此，汉默明确地提倡“国家保守主义”，而这也是大会上众多发言者的一致观点。
汉默将国家保守主义的特征定义为“关注于社会最终所依赖的、人与人之前的忠诚纽带，反对自由主义提倡的原子化个体，关注国家团结，强化共享的习俗、特征、规范以及所有让美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而非一个理念的东西，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无独有偶，2018年，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德尼恩（Patrick Deneen）出版了《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一书，一时引发很大争议。
在书中，他控诉自由主义破坏了传统价值与社区文化，破坏人文与公民精神，使原子化的个体不得不直面强大的政权机器，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无所适从和惶惶不安。
汉默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他们主张的核心：过去四十年里，以政治上全球推广美式民主，经济上亲近自由市场、拥抱全球化，文化上依然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为主要特征的新保守主义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几乎摧毁了美国的工业与中产阶级，加速了美国家庭的瓦解、社会的撕裂。现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再次被优先考量。
在一贯被视为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急先锋的硅谷，同样产生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更加激进的保守力量。而且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这股力量被称为“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或“黑暗启蒙”（dark-enlightment），通过参与和资助竞选，并且与另类右翼合流，该力量的代表者们正在共和党内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些人不同于传统刻板印象中的草根右翼民粹分子，而是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甚至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硅谷大亨、PayPal联合创始人、多年来一直以自由至上保守主义者自居的彼得·泰尔（Peter Thiel）承认，他现在觉得“自由和民主不能兼容”。
“黑暗启蒙”的代表人物之一、专栏博客作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同样曾经是一名自由至上主义者,但他后来意识到“没有威权，自由至上主义注定失败”。因此，他也将目光投向了东亚的李光耀等人，甚至用中国先贤孟子（Mencius）命名自己的博客。
雅文的观点在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界影响很大，泰尔、马斯特斯、特朗普的前幕僚长班农，以及万斯等人都引用过他的构想，或表达过对雅文的赞赏。
那么，以“另类右翼”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者权威观的转变具有怎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它是否具有超越于美国以外的、普世性的含义？
二、公民社会秩序瓦解的后果
美国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最首要的刺激因素自然是美国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焦虑感：全球化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与劳工阶级，在美国的中部腹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空心地带。社会文化方面，美国的“政治正确”越发教条僵化，文化战争愈演愈烈，犯罪率飙升，家庭关系越发不稳定，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而随着欧洲裔白人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外来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移民人数的上涨，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欧洲裔白人就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
体现到政治领域，共和党在2000年以来的六次总统选举中，有五次没能获得多数票。而有色人种和移民作为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其人口不断增长，恐怕会使未来的政治格局对共和党与美国本土保守派越发不利。这些都是美国保守主义形态发生异变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指出，如今的“国家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和二战前的美国保守主义相差其实并不大，如都支持保护性关税、外交孤立主义等。只不过相比那时，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在民主体制内实现自己的诉求感到悲观，因此更热衷于攻击民主制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保守主义的这种剧烈的形式突变，反映出无论是美国保守主义自身还是美国社会，都陷入了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能否以不伤筋动骨的方式得到解决，答案并不确定，而且看似有些危险。
自然，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衰落，人们只是抛弃了传统的公民社会形式，而加入了新的公民运动之中，如女权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运动等。但应该注意到，无论是争取性少数群体权益还是阻止气候变暖，其追求的终究是较为抽象的目标，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目标缺乏切身的体会，因此也特别容易以“政治正确”的名义陷入狂热与极端。
此外，这些活动大都以政治诉求为导向，以至于成为政党政治的附庸，而非体现公民社会的自主自治精神。
当下的加拿大就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
牛津大学学者保罗·科利尔对此概括道：“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争取包容的运动（也许不经意地）变得僵化，演化出相互对立的群体身份，人们通过设想某个敌对群体来激发斗志。关于权利的话语激增，包括个人反对父爱主义政府的权利，政客周期性地承诺给选民的权利，寻求特殊待遇的新受害者群体的权利。这三类权利几乎没有共同点，但都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坚持其社群主义根源时的做法——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包容性匹配——背道而驰。”
2019年的调查显示，只有39%的民众说得出美国三权分立政体中的三权分别是什么，22%的民众甚至说不出其中任何一个，44%的民众不知道众议院的多数党，37%的民众不知道参议院的多数党。而这已经是过去五年中的最好表现。
如此的社会基础，如此冷漠而不负责任的民众，自然难以维持具备活力的民主政治与公共生活。
三、保守主义价值的重新锚定
所以应该如何将这种失范的社会秩序推回正轨？“国家保守主义者”至少在几个方面给了人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首先，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而富有公共意识的公民是公民社会的细胞。在美国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围绕反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联邦政府扩张，以及反对共产主义为核心形成同盟后，二者间的矛盾也随着突显。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国两党本来有默契，但自从川普上台之后，这种默契没了，变成了公开的叫板。
总体上，从托克维尔以后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或共和主义学者，对此都将希望寄托于公民社会能够维持自身觉悟，自觉保卫传统美德上。然而，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种自身觉悟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在快速下滑。
因此，如果想要重建一个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或许来自社会以外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美国社会日益形成的共识。
于是，2020年，下台后的川普，竟然在2024年，美国人又一次把他请了回来。
其次，对保守主义者而言，“保守什么、保守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必须被重新审视，因为不这样的话便难以明确面对当前的社会危机，保守主义者应该做什么。
亨廷顿在其名篇《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将美国的保守主义定义为“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即主要意图在于保存当下境况，拒绝激进主义变革，具体来说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挑战的一种应激性回应。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经过反文化运动的冲击，传统上保守的美国价值观已经摇摇欲坠。而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去工业化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被贫穷、毒品与暴力冲击得近乎瓦解，曾经作为美国社会骨干的白人劳工阶层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由于时代原因，英美保守主义被引入国内时，其“保守自由”的一面往往被过于夸大，而忽略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在于保卫作为历史共同体的社会，其强调温和渐进的理由也正在于此。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破坏性变革后，保守主义者究竟应该保守什么呢？从宏观的角度说，自然是保守——或者重建一套可以自我维持的社会秩序。
川普目前正在干的就是在“重建”，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世界，这就是他行为动机的根源。
现任副总统万斯，也是“国家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应该还记得他今年二月在慕尼黑的演讲，他对欧洲的批评刺痛了一直自视清高的欧洲，他的演讲主旨就是认为欧洲人已经忘记了究竟要“保守”什么。
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开宗明义地说：“秩序是灵魂和共同体的第一需要”“秩序必然先于正义和自由”。
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霍普（Hans Herman Hoppe）曾提出，保守主义者应该成为“古老的自然秩序的捍卫者”，“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并在社区中展开合作的家庭是最为基本、最为自然、最为必要、最为古老且不可缺少的社会单元。”
由此，霍普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制下的政治竞争使“蛊惑人心、欺骗、撒谎、机会主义、腐败和贿赂等特殊技能日臻完善”，无非是暴民们合法地破坏自然秩序的工具而已。
霍普对等级制度的怀念以及对现代国家的强烈反感自然值得商榷，但他确实指出了当代保守主义重新定位的关键问题。
于是，“另类右翼”的国家保守主义者们誓言，他们要拯救美国，为当今崩坏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还记得我一再推荐的那本安·兰德写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吗？川普认为他就是她笔下的高尔特，是在“剥夺与道德敲诈”面前按下“熄火开关”的那个人，而万斯、卢比奥、米莱包括马斯克等就是与他一样，是那些信奉“国家保守主义”的人。
军宁先生将主标题写成“公民之死”，我揣摩他说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公民千万次不参与、不上心、不负责的悄然自我放逐。
军宁先生的这篇文章，引经据典，读来醍醐灌顶，我本来试着要写我的语言，却奈何还是他写的太好，于是就以“摘要编辑”的方式完成了这篇读书笔记。
试着把我对“保守主义”三个层面的理解记在下面，作为学习心得：
1，不是保守既有权力结构，而是保守“能自我延续的社会秩序”。
2，不是保守既有既得利益，而是保守“公民的能力、家庭的韧性、社群的黏着”。
3，不是保守抽象的‘秩序’，而是保守“在法治与自由边界内可持续的共同体之善”。
讨论到这里，我觉得川普与“NatCon”提出的问题多半是真问题，但答案需要经过“程序正义与权利边界”的火试，如果你相信美国，那么这场“火试”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你不相信美国，那就另说了。
另外，不要轻易地往川普头上贴“民粹主义”标签，他的标签是“国家保守主义”，如果特别讨厌他，也可以叫他“另类右翼”。
还有，我们喜欢“自由”没错，喜欢“民主”也没错，但是西方世界里不少称“自由”或者“民主”的党派，好像都有点过了头、变了味，“左”的有些没边了。
附：《公民之死——美国保守主义的新转向及其成因》的文章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5422580677
张家卫西班牙百日散记（2025.10.25，第5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