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摇摆，中国的贡献，美国的自信（第15天）

九月的下旬，已经是西班牙的早秋，太阳很亮，马德里的空气中已经拂着凉意了。

因为读书会的推荐，读了一本书《二战新史》，作者是英国人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

放下这本书，心情有些复杂，刷了刷手机，手机上推送了一条视频，是美国国务卿卢佩奥说的一段话，他说：

“当日本损失一架飞机时，他们就真的失去了一架；而当我们损失一架飞机时——他们的飞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比我们更好——但当我们损失一架时，我们能够生产数百架来替代它。工业能力决定了国家安全。”

去查了查，这是卢佩奥今年6月3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指南针】（ American Compass）五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时说的。

听了两遍，卢佩奥的话似乎把奥弗里在书中的观点带到了现实眼前：战争胜负不在战场，而在工厂。

作者奥弗里是英国的著名军事史学家，生于1947年，长期执教于伦敦大学与埃克塞特大学。他以研究二战空战、纳粹德国经济和极权体制而闻名，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二战史学者之一，评论界普遍认为，奥弗里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二战从“英雄战役”转向“体系战争”的研究框架。

他在《二战新史》的中文版序言里，是这样写的：

“人们仍然希望在一场大战里找到几位英雄、几场战役作为解释胜负的关键。但事实是，战争是一种整体动员，它比任何单一事件都要庞大。”

这句话几乎就是《二战新史》的全书主题。

美国为什么在“二战”中可以打赢日本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解读文章如汗牛充栋，奥弗里则在书中多次表达“现代战争的胜负，不再由一次战役决定，而是由国家能否持续动员资源、维持生产、承受消耗来决定。”

我去查了查，卢佩奥说的还真的不错，日本防卫省有一份战史资料《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Statistical Digest, 1945》，内容中有二战航空产量的统计：美国1944年产出约95,272架军机，日本同期约28,180架。

这是一张图表《二战期间美日飞机产量对比（1939–1945）》

从图表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美国的产量远超日本，1944年达到了大概9.5万架，而日本不足3万架。

三倍数量的差距，太平洋战场上的各自命运似乎在工厂车间里的时候就决定了。

奥弗里写道：“美国的战争机器并非单靠运气，而是源于其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战争力量的非凡能力。”

他一再提示这样的一个观点：战争胜利不是偶然，而是体系优势的必然结果。

因为身在西班牙，我自然就会特别关注西班牙在二战中的角色，那时候西班牙掌权者的名字叫弗朗哥，他的头衔是国家元首，而非民选总统。

图源：网络

西班牙在二战中提出了一个“非交战国”的概念，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做的呢？

1939年，西班牙的内战结束，佛朗哥成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的实际统治者。

1940年，他在法国西南部的昂代与希特勒会谈。

希特勒肯定是拉拢他，希望他加入到德国、意大利的阵营，弗朗哥没拒绝，但提出了一堆的苛刻条件，主要是要将英属直布罗陀、法属殖民地都划归给西班牙，同时还要求巨量的粮食、石油和武器供给。

希特勒气得说“我宁可拔掉自己三四颗牙，也不会再跟那个家伙说一句话！”

关于西班牙以及弗朗哥在二战中的表现，各路评价很多，西班牙国内至今也是褒贬不一，现在的情势是“贬”的多。

不过，按照奥弗里对于二战的解读，弗朗哥的选择就变得合理多了。或者说，他的选择虽然不是出于高尚，但绝对属于审时度势后的无奈。因为他深知刚刚结束内战的西班牙没有工业、没有能源，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去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于是，他选择了“非交战国”这样一个模糊的身份，简单说来就是：向德国出口钨矿；派出4.5万人的“蓝色师团”去东线协助德军作战；暗地里与盟军保持回旋。

奥弗里在书中说“弱国在全面战争中很少有自主权，它们的生存往往取决于外部体系的力量。”

你觉得弗朗哥是有智慧的人，还是耍小聪明的人或者是一个投机分子呢，抑或是比希特勒、墨索里尼强不了多少的法西斯分子呢？

马德里西北面50公里，有一个地方叫烈士谷（Valle de los Caídos），佛朗哥去世后就葬在此地。西班牙的不少人认为这里是圣地，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里是为独裁者摆功庆好的地方。

到达马德里的第二天，西班牙永和集团的夏总知道我有去看看的想法，就特意跑过来，亲自驾车陪我去了一趟。

烈士谷所在的地方，事实上属于面积有3360英亩的国家公园。

车子刚一开进去，就是满眼的松树林，郁郁葱葱，152米高的十字架远远的就可以望见。

弗朗哥（1892-1975），1939年赢得西班牙内战胜利开始掌权，一直到1975年病逝。

烈士谷的建设从他上台后的第二年开始，历时19年，1959年落成。

山谷下面躺着4万人的遗体，他们有弗朗哥领导的国民军，也有当时被称为“红军”的共和军，他们的名字后来都在纪念碑的登记册中有记载。佛朗哥说纪念碑的意义在于成为“全国赎罪行为” 与和解。

汽车定位在海拔1200米的地方，走上台阶，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

望望远处，这地方选的果然是风水宝地，与埃斯科里亚尔王宫和修道院（EI Escorial）仅有9公里之隔，不少的西班牙国王都埋在那儿，因此这地方又有“帝王谷”的叫法。

广场的这一侧，坐落着一座雄伟的大教堂，教堂后面的花岗岩石之上，矗立着那尊“烈士谷”标志性的高大十字架，身后是群山环绕。

走进教堂，却没有寻到任何与“纪念”有关的文字或者图像，询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回答似乎是统一好的答案“你看到的就是全部你可以看到的。”

我与夏总讨论后似乎明白了，现在的“烈士谷”，就是一个名字而已，而其他关于“纪念碑”的历史记忆，都被西班牙的左翼政府以法律的名义淡化了。

2010年，纪念碑区的大教堂以安全理由关了。

2019年，西班牙政府以“转型正义”的名义，将佛朗哥的遗骸挖掘出来，改葬到了马德里北部的帕尔多公墓。大教堂也重新开放，不过，现在的大教堂就是“教堂”，“十字架”也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而已。

在空荡荡的大广场上溜达了溜达，禁不住感慨“历史真的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佛朗哥说纪念碑的意义在于成为“全国赎罪行为” 与和解，话虽不错，却也不好使。

奥弗里的书，自然也要说到中国，对于中国的贡献和牺牲，奥弗里的评价虽客观却有些冷峻，他说：

“中国的抗战不是胜利的唯一钥匙，却是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列举了触目惊心的数据：约1400万人死亡，9500万人流离失所。

刚刚过去的中国“九三阅兵”，激起国人历史记忆的《南京照相馆》和正在上映的《731》，提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我印象中最令我动容的影片是那部改编自刘震云小说、冯小刚执导、张国立主演的《一九四二》，英文名字叫《Back to 1942》。

当时的中国没有美国式的工厂，没有苏联式的极限动员，却凭借血肉之躯拖住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这种牺牲并未使中国成为决定性力量，但换来了道义地位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禁不住地又会想到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同样是弱国，一个选择摇摆求存，一个选择持久抵抗。

6月的时候，日本的朋友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在东京塑造中国》，作者叫傅国涌，书写的很有见地。他在书中讲到了汪精卫，讲到了汪精卫在抗战中的对日策略，似乎与弗朗哥异曲同工。

可惜的是，7月7日凌晨，傅国涌先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8岁。

卢佩奥的演讲，实在是奥弗里论点的现代政治化表达。他说的那句“日本损失一架飞机就是一架，而美国损失一架，却能立刻再造百架”，与《二战新史》中的数据倒是呼应的挺完美。

奥弗里写道“美国把自己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其产能之丰，令敌人无可匹敌。”

今天，美国的政客依然反复强调工业和科技，正是希望通过“历史的记忆”来为当下的竞争提供合法性。

佛朗哥的摇摆、中国的牺牲、卢佩奥的自信，再看看今天的中美之争与俄乌战争，如果都放在一起，是不是像极了一条贯穿百年的大脉络轮回。

烈士谷大教堂天顶上的【圣经】故事

奥弗里在书中一再提醒人们“二战的逻辑依然没变”，那就是：弱国若无体系，只能摇摆求存；

强国的底气，是来自工业与动员；牺牲虽然沉重，却能换来历史的席位。

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墙的涂鸦，上面写着“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送给今天的世界。

战争不仅改变了过去，它必然还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有些悲观。

张家卫西班牙百日散记（2025.9.20，第1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