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握手：卢旺达人道主义失败的宿命（第72天）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与恶魔握手：卢旺达人道主义失败的宿命》（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
这本书被公认为关于卢旺达大屠杀最权威、最真实、也最令人心碎的现场第一手记录。
作者正是当年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的维和部队司令、加拿大皇家陆军少将达莱尔（Roméo Dallaire），他后来因深受创伤饱受应激障碍（PTSD）症的折磨而退役。
这本书是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九年，即2003年他写的。2004年，同名纪录片上映。2007年，同名电影上映。
那么，书中究竟记录了些什么呢？
1. 预警被彻底无视
大屠杀爆发前数月的1994年1月，达莱尔将军就通过线人得到了胡图族极端分子正在大量囤积砍刀、登记图西人名单、准备实施大清洗的绝密情报。
他极其焦急地向联合国总部发送了著名的“大屠杀电报”，请求主动出击搜查武器库。但当时的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官员、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拒绝了请求，理由是这“超出了维和部队的授权范围”。
2. 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与大撤军
大屠杀暴发的第一天，即4月7日，为了彻底吓退国际社会，胡图族极端分子残忍杀害了10名负责保护温和派女总理的比利时维和士兵。
这一阴谋瞬间得逞。比利时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立刻宣布撤回所有驻卢旺达的维和部队。
3. 耻辱的抛弃：联合国决议削减兵力
在暴行最猖獗的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不仅没有增兵，反而通过了第912号决议，将达莱尔指挥的维和部队从2500人断崖式削减至仅剩270人，并剥夺了他们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权力。
达莱尔将军在没有弹药、没有物资、没有授权的绝境下，违抗总部撤退的命令，率领几十名士兵死守在包括阿马霍罗体育场在内的几处难民聚集点，用纯粹的心理战和肉身勉强保住了两万多名百姓的性命，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窗外大街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砍死。
4. 西方大国的冷漠
时任总统的克林顿美国政府，由于一年前在索马里遭遇了惨烈的“黑鹰坠落”事件，因此对非洲事务极度抗拒。而法国政府因长期支持胡图族政权，一直是阳奉阴违，助纣为虐。
达莱尔将军在书中写道：
“为了追求人权而进行‘零风险’的战争，在道德上是一个悖论。”
(Riskless warfare in pursuit of human rights is a moral contradiction.)
而在大屠杀发生之前，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按照和平协议，除了在首都基加利市中心——卢旺达议会大厦内驻扎了600人的先头部队之外，其余的主力均驻扎在卢旺达北部的边境山区。
实际上，大屠杀爆发后，RPF立即发动全面反攻，也是这次大屠杀发生后救援图西族百姓的唯一主力。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战斗，RPF于7月攻克了首都基加利并彻底推翻了极端分子政权，以胜利终结了这场历时100天，80-100万人被杀的人间惨剧。
大屠杀中的吹哨人以及英勇的维和英雄达莱尔将军，回到加拿大之后，却患上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长时间陷入深重的“幸存者内疚”。
而且，他还受到了联合国以及美国、比利时等为甩锅而抹黑他的不公正舆论，试图把不作为的责任推卸给他，而达莱尔将军曾多次尝试自杀，后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才决定将所有的痛苦转化为文字。
这本书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联合国总部和西方国家的虚伪，不仅洗清了他的“不白之冤”，而且彻底改变了全球对维和任务中“保护责任”的定义。
说到这里，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就算搞清楚了，事实上我就想搞明白几个事儿：
1，大屠杀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那么责任究竟在谁？是殖民者的身份证制度还是统治者的权力欲望作祟？
2，联合国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究竟是好词还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去查了下，联合国事实上本有一部专门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其中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如果缔约国被确认为灭绝种族行为，则均被视为国际法上之罪行，“誓愿负责防止并惩治之”。
换句话说，一旦某个事件被定性为“种族灭绝”（Genocide），联合国和所有成员国在法律上有无条件进行干预和阻止的义务。
可是，在卢旺达大屠杀爆发后如此长的时间里，联合国为什么不引用这一条在卢旺达迅速采取行动呢？
原来是包括美国克林顿政府以及当时的联合国高级官员，在所有公开的表态中，均极其严厉地禁止官方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而是用“种族冲突”或“人类悲剧”来指代，以使得不触发《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一条的生效条件。
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条原则的滥用，即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七款，有一块“不干涉内政”的遮羞布，即主权大于人权。
冷战时期的传统维和思维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即使是内战，也属于其国家的主权，维和部队必须保持“中立”，且必须获得当事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驻或行动。
在联合国，这一条就成了卢旺达极端分子的挡箭牌，因为当时的胡图族极端政府依然是联合国的合法成员，还担任着安理会非常任轮值理事国。
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们，也一直援引这一条，作出后来被世人不齿的荒唐决议。
终于，卢旺达以100万条鲜活生命的代价以及达莱尔将军在《与恶魔握手》中的血泪陈述，让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集体忏悔：任由“主权”压倒“人权”是文明的倒退。
所以，联合国在2005年世界峰会上正式确立了一个颠覆性的新国际法原则，即“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 R2P）。
该原则规定：主权不是绝对的特权，而是保护人民的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或者像卢旺达政府那样索性自己动手去屠杀、灭绝自己的国民，那么该国的主权就自动失效，国际社会有权且有责任绕过“不干涉内政”的限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行动进行强制干预。
只可惜，这个用100万生命换来的觉醒，来得太迟了。可也不迟，因为悲剧依然在上演着，只不过屠夫们的日子没以前那么好过了。
大屠杀纪念馆的二楼，设立了一个名为“虚度光阴”的永久性国际展厅，展厅中陈列了另外几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事件，其中有：
纳米比亚赫雷罗与纳马人大屠杀（1904—1908年）、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大屠杀（1915—1917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1941—1945年）、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1975—1979年）、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995年）。
说句心里话，以上罗列的大屠杀，除了纳粹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比较熟悉，1995年发生的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听过，其余的还真不清楚。
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另外几次大屠杀，印象要更加深刻：
1.印尼九三〇事件 / 印尼大屠杀（1965—1966年），在短短数月内，有大约50万至100万人被残忍杀害。
2.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有超过30万名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遭到杀害。
3.苏联“大清洗” / 大恐怖（1936—1938年），有超过70万人被秘密枪决，另有上百万人被流放至“古拉格”劳改营并在非人道折磨中死去。
4.孟加拉国达卡大屠杀（1971年），估计死亡人数在30万至150万人之间。
5. 乌克兰大饥荒（1932—1933年），大约有350万至500万乌克兰人因极度饥饿而惨死。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事实上也属于种族灭绝，但这一次的结果与卢旺达大屠杀完全不同，因此记忆深刻。
1990年代的波黑战争（包括前面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让联合国以及西方大国因“不作为”而承受了巨大的道德谴责。因此，当1998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米洛舍维奇的军队再次对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百姓实施大规模“种族清洗”时，痛定思痛的北约（NATO）决定彻底打破“不干涉内政”的常规，强行介入。
空袭持续了整整78天，北约先后出动了上千架次战机，不仅轰炸了科索沃境内的军事目标，还对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后方城市的桥梁、电力设施、电视台乃至工厂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但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儿也发生在了这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外交纠纷。
到了1999年6月，北约的军事干预打破了米洛舍维奇在国内的政治神话，他被迫接受停火协议，南联盟军队全部撤出科索沃。而米洛舍维奇也在一场大规模民众示威中被赶下台，后被正式移交给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最后死在了狱中。
关于这一次的科索沃行动，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与卢旺达大屠杀时遇到的困境几乎完全一样，“军事干预”的决议一直没有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通过，而是一再被“一票否决”。
后来，独立的国际科索沃委员会（IICK）给这次行动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定性：“非法，但具有正当性”（Illegal but legitimate）。
所谓“非法”，是因为它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因为当时，俄罗斯和中国坚决反对军事干预，如果北约在安理会强行推动表决，必遭否决。
而所谓的“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当时的外交手段已经完全走入死胡同，若因为安理会的政治僵局而继续等待，大范围的种族清洗和屠杀将不可避免。因此，北约的强行出手，实际上是对联合国因官僚和否决权机制导致的人道危机“瘫痪”的一种制度性反叛。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联合国被美国等西方大国绑架，强国欺负弱国，是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又一铁证。
不过，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担任联合国维和事务主管的安南，此时已经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此发表了著名的“安南两难”，他说：
“如果人道主义干预确实是对主权的不可接受的侵犯，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另一个卢旺达、另一个斯雷布雷尼察——那些公然、系统性、夺去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对人权的侵犯？”
鉴于联合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反思和反省，联合国关于“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的新国家法原则于2005年最终达成。
记得2020年我去加拿大温尼伯人权博物馆，也曾看到过一个关于大屠杀的特展，展示的照片是2017年发生在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据统计，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人被残忍杀害，超过74万名罗兴亚人为了逃命被迫越过边境，逃往孟加拉国。
而作为当时的缅甸国务资政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2019年却亲自前往海牙国际法院为缅甸军方的行动辩护，拒绝承认那是种族灭绝。
这一举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导致原本威望极高的昂山素季在国际上的声誉彻底破灭。她的本意应该是与军方保持互信，却反而丢了立场，最终的结局终被军方抛弃，国际社会也未有像之前对她那样的全力以赴。
可悲的是，直至今天，缅甸的这场人道危机仍在继续。
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及荒岛巴赞查尔滞留了近120万罗兴亚难民，这里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营。
可由于联合国安理会里的大国对涉缅决议一直行驶否决权，所以，大国博弈的结果就是至今仍无法像当年北约介入科索沃那样，对缅甸采取强力的军事人道主义干预，而这些再次成为了现代国际安全体制和“保护责任（R2P）”原则在现实地缘政治面前的一大严峻考验。
核心的问号是：联合国还到底行不行？二战后形成的这套联合国机制究竟还能不能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参观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的心情是沉重的，纪念馆也限制拍照，除了一直对来自加拿大的达莱尔将军充满敬意的原因，拍了一张照片之外，就没有照片了，但是，我想，这些文字也已经足够了。
离开纪念馆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段话：
必须要强化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绝对出手制止，而不应该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人的生命权属于全人类，属于普世上帝。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take decisive action to halt genocide; it should not use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as an excuse. The right to life belongs to all of humanity—it belongs to the universal God. ）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的展厅并不大，事实上也不需要大，萦绕心底的最大问题是“人怎样一步步被变成敌人？原来共同生活的邻居，为什么最终会参与杀戮？”
作为普通百姓，往往会将责任推给国家、部族或者其他的什么他人，这是通性。展馆的电视片中，有这样一个采访者镜头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她说：
“……我的母亲是一位护士，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他们一生都在帮助这个社区里的每一个人。当邻居们拿着砍刀和枪冲进我们家时，我母亲走到一个平日里非常熟悉的邻居面前，几乎是哀求着对他说：‘求求你，看在我们多年邻居的份上，你可以杀了我，但请放过我的孩子们，不要伤害他们。’
可是，那个邻居看着她，摇了摇头拒绝了。他说：‘不行，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接着，他们就在我的面前，开始屠杀我的家人……”
讲述人叫Muteteli，大屠杀发生时她也是一名小学教师。1994年4月22日这一天，她的父母、姐姐、姨妈和表亲都在邻居和民兵的围攻下惨遭杀害。她虽中弹但奇迹般活了下来。
在大声质问了邻居的残忍后，她对着镜头陷入了长久的哀伤，她流着眼泪继续说道：
“……从那一天起，我生命中有些东西被彻底摧毁了。当那些曾经向我父亲请教知识的学生、曾经让我母亲护理过伤病的邻居，拿着砍刀冲进我家时，我才明白，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抹去几十年的恩情。
我现在常常看着身边的人，在心里问自己：我到底还能相信谁？谁才是真正可以托付的朋友？”
听到这样的质问和呐喊，相信没有人会不动容。因为大屠杀最可怕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夺走了亲人的性命，更在于它彻底杀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你发现最想要你死的人，正是昨天还对你微笑的邻居时，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安全感了。
大屠杀纪念馆的意义应该就在于此，让世人永远铭记，“人性的泯灭”不仅仅是坏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人性，警惕啊！
大屠杀纪念馆的庭院里，立了一块雕塑样的标语“Kwibuka 32”。
“Kwibuka”的当地人语言意为“铭记” 。左侧的火炬每年会持续燃烧100天，象征着 1994 年那场持续了 100 天的梦魇。而数字32，每年都会变的，提示人们卢旺达大屠杀从1994年发生，到今年已经有34年。
纪念馆二楼的儿童纪念展厅，挂满了当年被杀孩童们生前的照片，他们在嬉戏、在笑着，眼睛里是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这些孩童们至今还活着，他们至少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未完待续……）
张家卫非洲百日散记(2026.10.21.第72天)
【《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二），明天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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