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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称之为中国?(第92天)

16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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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为什么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牛人都论述过,我们也形成了不少的印象认知,或赞同,或不甚赞同,比如这华夏文明究竟应该是多少年的事儿,一直就有不同观点。但阅读张笑宇在《世界之中》的论述,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对我的认知有了不少新的启发。他是这样说的:



虽然我个人相信历史记载并不完全是神话传说,但还没有足够的考古发现予以证实。然而今天我们可以用相对充足的文献和考古记录,组成充分的证据链来确证尧舜的事实存在。那么,把中国之开始为中国的时间点,越过夏朝的考古发掘而上推到尧舜,总不会还有人反对吧?


他说的这段话确实激起了我的好奇,因为这段话很不像他的叙事风格,甚至我怀疑他是不是也是为了迎合所谓的主流叙事而将主流们的观点抄搬过来,以表忠心。可读下去了之后,却发现错怪他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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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果真存在?尧舜时代的起点可以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首先,三皇五帝在过去一直被视为传说成分大于真实成分。难道今天我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证尧和舜吗?这要从山西省南部一个叫作陶寺的考古遗址说起。


陶寺遗址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七公里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了。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陶寺文化的主干前身可以明确上溯到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距今约5300年。


到2015年前后,国内许多考古学者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就遗址出土的证据链条来看,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遗址的内涵、规模、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由此组成的证据链已经足以令考古学家说出这样的话:“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在治学向来十分严谨的考古学界,这句话基本相当于“我相信那就是尧的都城”了。


为什么说尧舜之都是“中国之为中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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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考古学家在陶寺晚期IIM22墓发掘出一整套圭尺实物工具套。


使用办法就是将其垂直竖立后,标记影长,再用上面的刻度来丈量影长。


经过考古学家的还原与实验,发现用圭尺测出的“一尺六寸”这个数据,在天文观测中存在着有某种神圣性,并进而认为这种神圣性来自最早进行这一观测的远古先进文明。而这个文明,就是陶寺文化的先祖。


为什么一尺六寸有神性?因为陶寺文化的源头经考证在垣曲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地区,而此地的纬度在北纬34度59分与北纬35度26分之间,于是再查《周髀(bì)算经》计算得出的“夏至影长一尺六寸”的观测点纬度,恰好落于这一地区!


于是,考古学家认为,圭尺在甲骨文中已有出现。这个图形中间的一竖,象征的是圭尺。中央的“口”字是套在圭尺上的游标,上下各画的两横其实是刻度。这个字在甲骨文中长期被释读作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字:中国的“中”!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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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很为这个观察角度拍手称好。


虽然我也不懂什么甲骨文,但查查甲骨文的写法倒是会的。更何况,就着张笑宇的观察角度,我延伸查阅了有关资料,确认这并非张笑宇的主观臆断,而是他借鉴了近年来中国科技史和考古学界(如冯时、何驽等学者)针对陶寺遗址出土漆木圭尺提出的突破性观点。他继续写道:


根据以上还原,中国之所以称“中”,正是因为此地先民在丈量大地和天空时使用的测量仪器圭尺。


圭尺垂直竖立于地面,套有游标,它正是一个简化版的观象台,可以对地理距离和太阳高度进行实测,从而确定基本方位与长度。在文化记忆中最早出现“中”这个概念的文明,正是最早开始测量地理位置与太阳高度的文明。因为文明辐射以成功进行天文和地理测量为起点,所以在它周边的国度以它为圭臬(guī niè),受它的分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后来获得了“中国”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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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突破性的观点虽然很新异,可怎样应对之前关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认知呢?他继续写道:


主张“中”为理念者,多数以更晚期的文献如《中庸》为依据。而主张事物者,很多又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中”同时与农业和军事两种活动有关。如果,我们可以从陶寺考古中了解到“中”最早作为天文测量仪器(即圭尺)的功用,又知道圭尺后来成了先王分封建国的礼器,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丈量大地和天空的最初含义是把自己作为出发点。尽管人很脆弱渺小,但只要垂直竖下圭尺,测量影子,哪怕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奥秘,也可以知晓。把自己作为出发点,以自己作为世界和宇宙的中心,这正是“中”的来源。


说到这里,张笑宇似乎有些得意洋洋,因为他再一次跳出了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底色,甚至跳出了技术文明史作家的标签,用考古的观点论证了“中国”二字的来历,直接触及到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他说:


“用触手可及的考古证据说明了如此震撼的创世理念,这就是独属于历史研究的浪漫吧。”


张笑宇刚说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自信,又将目光投向了“秦始皇”,因为正是秦始皇才将“中国”二字从字面上,从原本作为地理、文化与天文概念上的“中国”,第一次变成了一个拥有统一政权、统一制度与明确疆域的国家实体。


不过,他认为,秦始皇称帝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借鉴了万里之外亚历山大大帝的作为。是不是觉得很有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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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后来接连征服了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粟特以及印度北部,武功赫赫,前无古人。而在征战过程中,为了统合来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将士,他必须以远超希腊本土经验的方式,在士兵心目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他们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如何神格化自己,历史中有很多记载。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他身穿阿蒙神圣衣,戴上阿蒙神羊角,宣布自己是阿蒙神的后裔。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佐证:大帝死后,他的部将托勒密成为埃及王国,是为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一世得到了大帝的遗体,将其埋葬在如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推崇大帝为国家之神,还为他举行盛大的祭典。


多数情况下,统治者本人对借鉴他族的科技、文化或制度都不甚上心,但唯独有一点是最触动他们心弦的,那便是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势的方法。而借由铸造神像完成自身的神格化,从而论证自己统治的神圣性,正是每个统治者内心深处最为看重之事。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托勒密一世在埃及的所作所为,我在非洲百日行走的《埃及的五天纪行》(第60-67天)中有描述,确实如此。张笑宇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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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秦始皇给自己选择的“皇帝”这一称号,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神格化的举措。有学者认为,“帝”这一词语来自印欧语中的“deus”(神祇),是古印欧民族在东北亚的文化遗留。


始皇帝既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业,又确实从希腊化社会的艺术和技艺中感受到了高明之处。那么在他本人的推动下,希腊化社会派出使节团,包括通晓科技、历史与管理知识的人才来到秦都,甚或与始皇帝联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说秦始皇“崇拜”亚历山大大帝,不如说秦始皇可能从希腊化社会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仪式中受到了启发,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神话。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启发和激荡中,中国传统大一统政治理念才得到了有机塑造,最终成形。因此,我们也不可过于轻视希腊化经验的历史意义。


关于秦始皇与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社会之间是否真的发生过联系,因为在中西方历史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有直接的证据考证,所以张笑宇的观察属于假设,对于他认为的是较大概率事件,我很赞同他下面说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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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缺乏非中原地区、非汉人地区乃至非华夏地区人员、思想、资源、事件乃至组织的参与,那么它或许不会独立成就这样一个完整的、蔚为大观的、举足轻重的古老文明。


如果历史上的中国人仅仅以其中国人的身份纯粹地“自给自足”,而没有择选全球文明的优秀成果,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比事实中的成就缩小一两个数量级。


一句话,如果我们缺少对于世界参与中国历史的认知,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


张家卫非洲百日散记(2026.11.10.第92天)


【张笑宇的《世界之中》读后感(二),今天续完,合计6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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