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的悲喜同源（第28天）

今儿写的文字，是我从陈其钢于2023年9月出版的个人自传《悲喜同源》中摘录出来的，文字中的标题是我加的。《悲喜同源》的文字有23.3万字，我摘录出来的文字有7000字。即便如此，阅读也需要一点时间】

我生于1951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那时父母刚刚随着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队伍进驻上海，接管上海。我恰巧生于这个政权交替、瞬息万变的时代，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离开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父母都是浙江人，所以我祖籍浙江，但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北京，中年移居法国，现在叶落归根，又回到浙江，在遂昌山村躬耕书院生活。尽管七十年辗转，但每一个地方对我都很重要。

“文化大革命” 这番遭遇对于我这样由 “出身好”变为 “出身不好”的人，是一个巨大的落差，这段经历让我思考，现在看来反倒成了财富。1975年10月，我与黎耘在杭州结婚，完成了终身大事。她虽然没有如她妈妈期盼的那样，嫁给一位作曲家，但我们却对此充满信心。

1977年，学校的大门重新打开，使我这个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竞争中，幸运地挤进大学之门。

1983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三次留学潮，让我有机会凭借学习成绩而不是“政治条件” 走出国门，并遇到了我的贵人一梅西安。

（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法国作曲家、风琴家及鸟类学家，普遍公认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只有做过梅西安的学生，才知道，想不改变自己的人生都难。

至此，我告别了先后踯躅14年的音乐学院，迎来法国时代的开始，并从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1984年7月1日，我与100多位满怀激情、憧憬和理想的年轻人登上了去法国的飞机。

2008年的我，一个自由作曲家，被选为北京奥运会音乐总监，这毫无疑问也是综合上述历史条件以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结果。我的人生前30多年在中国，后30多年在法国，但无论是前30年的起伏跌宕，还是后30年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我都深感庆幸地从中吸收到巨大而丰富的文化滋养。

我对自己经历的时代倍感亲切，因为它哺育了我、磨炼了我，我与它浑然一体。我感恩这个丰富多彩、大起大落的时代，尽管它曾经那样无情。

我的经历与千千万万同代人的经历一起，构成了我们那个不可复制的、可歌可泣的特殊年代的见证。

2012年初，我在巴黎做了肺部大手术。

2013年春，应杭州龙井草堂老板阿戴之邀，我从城市移居到浙江遂昌黄泥岭村的躬耕书院。阿戴将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为我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

我们做了一个 “躬耕书院一陈其钢音乐工作坊” ，传授我理解的音乐，可惜只办了四期。

2019年10月，我突然检查出癌症，自那以后，情绪波动和免疫力低下致使疾病摞疾病，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医院和病榻上度过的。

躺在床上回想年轻时自信满满，总有女孩追随，即使到了六十多岁，脸上堆了皱纹，心却仍然年轻。突如其来的疾病将自已从“青年” 直接扔进老年。

于是，我想写一本书，记录下陈其钢其人其事，也记录下我的一些体会和看法。一、做喜欢的事，而不是“重要”的事今年，我已走进了人生的第七十个春秋，不知道命运还留给我多少时间。

原本我总认为一个作曲者不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创作是一种放纵，但现在这个执念不再那么强烈，特别是从生病以来，更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可贵。

过去之所以认为不作曲是一种放纵，还是将事业的价值放得过大了。这个世界没有我，没有我的音乐，不会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想随意一些，做喜欢的事，而不是“重要”的事。

二、灵魂之问:写作为谁?出国以后，发现梅西安国际影响如此之大，却只是一个自由作曲家，这个现象在学术学习之余，引发我的思考。西方大知识分子安心于各自的学问，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自由创作人，而自得其乐，不热衷于名利权势，让我由衷地佩服。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事业取向问题，它显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问题。

围绕“西方作曲家创作是为谁?”的讨论则更为令人深思。

梅西安认为，作曲家写作只能为自己，这种趋势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越来越明确，除非当作曲家将作品题献给某位朋友的时候会有例外。

他反问我:“你写作是为谁?”

我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

他问:“怎样写算是为人民服务?哪一部分人民?”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不会想人民是否喜闻乐见，领导说喜闻乐见就是喜闻乐见，从来都是领导代表人民，人民自己并不说话。

梅西安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接着问，人民这个概念很泛也很大，你是为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什么人?即便只是农民，也需要知道哪个具体的农民吧。如果无法做到，也无法验证，难道只要心里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是为人民服务吗?

我无法回答梅西安的反问。

梅西安说：

新的中国文化没有被世界接受，有什么关系?不要去担心自己是否像中国人，文化自身是有承继性的，不是生搬硬造的。穿旗袍说国语只是外表，中国文化的精髓远不在此。当然你可能并不在“媚俗” ，我不过是有感而发。

我觉得你现在长进很大，比起我原先在法国听过的好了很多。

三、家庭

黎耘比我晚一年到法国。

不少法国知识界人士，夫妻见面是要约会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共同约定双方都有各自的行为自由，但是保持互相之间的坦诚和透明。

尽管始终做到坦诚相待并不容易，但他们努力了，也基本做到了。我希望我有这样一个家庭。

现在我们都70岁了，家庭还实实在在地在那儿，与自由同在，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它。

也可能因为是老夫老妻，不再会被占有欲困扰，经历了多少风浪之后，家庭好像是一个港湾，无论我们在哪里。

四、赚钱

赚钱这件事说来奇怪，没有的时候，想找到一分钱都很难，机会来了才明白机遇比努力更重要。

三四年后我们已经挣了不少钱，公司正式成立，成为B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十年中，我们由B一个品牌的代理，扩大到V、M、D、P、C等十来个著名欧美品牌的独家代理。

1993年时，中国乐器市场相对封闭，外方厂家想进入中国但找不到门路，所以这些厂家多数并非我们寻找来的，而是通过外商的口耳相传主动找上的。在法国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有一次听一个晚间心理节目，一段对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问:“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回答:“意味着自由。”在我经商的过程中，会有磕磕绊绊，会有不舒畅，会有谁多了谁少了等问题产生，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越多越好”。

五、文化自信

在1988年之前，我是一个法国文化的信奉者，也是法国先锋观念的追随者。

有机会走出法国后，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观念，到荷兰、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发现音乐创作绝不只有一条道路。这让我视野开阔了，也让我觉得轻松。

譬如荷兰，语种很小，荷兰人几乎都能说三种语言。这个民族包容性很强，对待不同敞开怀抱，勇于接纳，见怪不怪，这样一种态度，更能造就宽松自由的艺术空间，让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相反，一些文化大国、强国，由于自己的历史包袱，反而容易保守，拒绝观察和接纳世界的不同。

现代音乐忌讳“充满激情”，特别是浪漫激情，所以《水调歌头》的浪漫情怀在那个时代很特别，让人们吓了一跳，因为多数人是随大流的，没人写这样的东西。从它在法国普罗旺斯首演(1990年)，到1991年为荷兰新音乐团改编的第二版首演，都引起热烈反响，成为那个时期常演的保留曲目。

90年代以后，自己逐渐由学生转变为专业作曲家，并开始有机会致力于自己钟情的中国音乐走出国门的推动。

我的方式，与通常中国人熟悉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完全不同，不是中国政府花钱到国外租场地一厢情愿地推出，而是由国外机构提议、出资、组织、宣传和推广，属于“中国文化被引出去”，效果与前者大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但不花钱，还会在国外引起广泛关注。

六、权力和名头

那些年我还相继有机会与法国总理、外交部长和来访的中国政要有过接触。

2000年前后的我，与今天的我不同，我还充满朝气、精力充沛、非常自信，想在作曲家这个角色之外实现和完成一些重要的计划和使命，而近十年，经历了更多人间沧桑之后，我除了对自己看得非常清楚的事务努力之外，开始对上层社会的你来我往保持距离，即便是再有权力的人物，再耀眼的名头，我都不再有兴趣。

经验告诉我，权力与影响看似可以调动一切资源、改变一切现象，但却不能改变人的灵魂。

文化需要从最底层搭建，对每一个个体漫长的心灵改造过程，越依靠和相信权力去快速实现某种成果，文明世界的基础就越容易坍塌。

七、爱国

出国以后对“祖国”这个概念会有更多的感受和思考。对比很多第三世界小国家，会感到出生于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大国，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少不足，都会因为它是中国而有一种敦厚感。

即使是那些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会因为他们来自中国而受到更多的瞩目并从中获益。

一个国家是贫穷、弱小还是强大，在海外生活的侨民比在本土的人群更能感受心理方面的差异，他们可以直接了解外国人的态度，也可以直接了解中国发出的种种声音。这些信息更少被过滤，使人们更容易对自己的家乡有真实的感受。

比如我，离开中国以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关注和了解，就好比我们在中国听到阿拉伯音乐，会立即感受到它的异国风情，而没有离开过阿拉伯国家的当地人，则不会有这种感觉。

离开中国，我发现中国传统音乐鲜明的独特性，这些特点在国内时我并不知觉，中国文化只有放在世界大环境中，才更显现出它的特色和不同。

出国以后，中国发生的一切更令我牵肠挂肚，爱与痛更具体，而这些在国内时就如同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一样，是无法感知的。

中国在世人眼中是什么形象，国际地位如何，国际影响如何，在国内只能通过独家新闻了解，而出国之后则可以时时刻刻更为立体地感受。

八、我的家园在哪里

过去这4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也明显变化。

从今天看，当时中国政府的开放性留学生政策是非常开明的。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很大，尤其在科技财经领域。

因为中国的这个政策，中国派出的大批留学生，学成之后融入当地社会，并进入西方的各种机构，他们为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做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乔治·斯坦纳说:“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祖国。”

而我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

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都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

真正的艺术家，灵魂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文化的，最后才轮得上家园。

人类文明的一大阻隔是国界，什么时候人们能够打破国家的界限，用人类共同体的眼光对待世界，世界才会和平。

就如同我写的小歌《我和你》，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幼稚的，但我宁愿像刚到法国碰到的老海员一样，做一个心有大爱的世界公民。

九、高人和俗人

2007年6月，在张艺谋和北京奥组委与谭盾的合作出现问题时，张艺谋想到了我。

人生的变化除了努力之外，经常取决于遇到的人。很多看似偶然的相遇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定数，不可能预知，所以我对所有的相遇，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官是民、是富是贫，都格外小心。

有时就是因为结识了一个人，一条小溪会变成一条大河。高人让你从梦中惊醒，引领你超越。俗人可能让你一点点平庸，走入歧途，从天空跌入地狱。

十、圈子

奥运会之后(更主要是因为《我和你》这首小歌)让我进入大众视野，虽然这与艺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却在专业领域为我带来一些便利，这种影响在欧美也感觉明显。

这就要说一下圈子。

圈子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自给自足，生活在其中，可以高谈阔论挥斥方遒，有时甚至有引领世界的幻觉。

而突如其来的奥运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圈，而且圈外有圈，这促使我审视自己所属的音乐圈，发现圈中的价值取向只对我们这群人有效，无论立规矩的、捧规矩的或是顺从规矩的人，很少有圈外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

它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可能并不存在。我自问，为这个“不存在”奋斗一生是为什么?作曲家们一心想让自己的作品永存，可在不存在的环境中又如何办得到呢?

与此同时，奥运也让我看到圈子之外数不胜数的乌合之众的愚蠢和无知。

十一、骄傲

转眼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15年，每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回忆起那个短暂的、大胆开放的、激情澎湃的梦幻年代，我都会庆幸自己不但赶上和经历了，而且深入其中并贡献了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奥运歌曲《我和你》、《金陵十三钗》、《山楂树之恋》以及《归来》都是我和张艺谋合作的作品。

我还获得了好多国内外的大奖，就不说了。

十二、霸道的“自由价值观”

过去200年，西方知识分子为民主、自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果。但今天，西方民主价值观成为一些人排斥异己的借口。当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可以打击异己，认同自己的为高等，不认同者为低等，这种价值观就成了霸道无理的通行证。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书中说到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在音乐里也一样。

他说:“宗教的契约与灵性的旅程。”

灵性的旅程是艰难的，但它无限生长，永远没有结束，始终向前，而这条路的方向你看不见，它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着。可宗教契约告诉你“你必须这样” ，这样你能升天堂，否则就要下地狱。

人们既不知道天堂什么样，也不知道地狱什么样，却被这个思维束缚着、控制着。

西方音乐史在过去100多年就是这样牢牢地控制着人们，很多人为了这个契约而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去做契约中规定好的事情。

我要求自己不在任何特定的学术环境中求得认可，也不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任职，以保持创作者独立自由的心灵状态，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

十三、读人和读书

从人身上能感受到和学习到的，对我来说比旅游要多很多，旅游看到的东西只是一点点，可是人身上蕴藏的东西，可以是浩瀚的海洋。

他们或是优秀，或是怪异，或是精灵，或是性感，或是博学，或是上进，或是幽雅，或是愚蠢……

我对博物馆没有感觉，我更爱从人和书中寻找感觉，读书是直接读人，读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人都有表象和内心，多数把自己好的一面放在外面，内心世界则是要去读的。

外表光鲜，内里肮脏，就是伪君子，可惜的是，人群中伪君子的数量大得惊人!我确信伪君子不论技巧多么高超也掩盖不住，只是远近与时间问题。

十四、自信的底气

所谓文化自信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资本，是那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底蕴。

说要建立“中国学派”，“中国文化走出去”，说了几十年却不见长进，只能说明既没有学派，也走不出去的现实。文化不是科技，不是军事，更不是工业生产，是很难移植的。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我怀疑，一种文化相对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有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力气让对方懂得。

比如中国的诗词，是一个民族的DNA，根本无法翻译成拉丁文字，即便翻译过去，也意境全无。

至于说中国当代文化质量的提高和改变，最需要的是改善创作环境，让人们静下心来自由创作，待有高质量作品产生的那一天，自信也就不必说了。

让外国人在我们的演出中唱《我爱你中国》，不是傻就是天真。难道他们唱了《我爱你中国》就真爱中国吗?设想一个人每天唱“我很伟大” ，也要求他人歌唱他很伟大，随之以为全世界都认为他很伟大，是个什么感觉?

毕加索早年画得很美，后来为了赚更多的钱，就画得奇形怪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也仅是用这种说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十五、身体的事，不得不信命

但宿命归宿命，怎么说呢，对比自己父母70岁时还都活蹦乱跳，健硕异常，心里还是有些遗憾的。

我好像从青年直接跳跃到了老年，没有中年。三十、四十、五十、六十都那样顺利度过，无论智力、精力和体能都与年轻时没有明显差别。而2012年3月肺部手术后从医院出来，完全走不动，我的体力像突然被耗尽了。

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信其他的，就此一遭，没有来世。

我最害怕的不是死本身，而是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在继续，但生命已经离开了你的掌控，人生的尊严和乐趣荡然无存。

像父亲最后卧床那个样子，他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还要认认真真照顾他，这很无奈，但是如果我碰到了又能怎样呢?谁也不会杀了我，还要花钱花时间，消耗心里储存的记忆和感情。我自己没有能力站起来，没有能力说话，但我还活着，这是不舒服的。

现代医学能做到的有限，这种时候，既不能让他活，又不能让他死。想到这些，真宁可一跤摔死。

十六、遗憾

但无论我如何感受，风华正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岁月的辉煌不再了。

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种永恒感，好似年轻会永驻，未意识到它只是暂时的。

“当下” 的永恒感，会让有些人狂妄和不可一世。过来以后才知道，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都是残缺的，扭曲的。完善自我认知必须要经过时间，只有时间过去之后，才能对自己渐渐看得清楚，且越远越清楚。

如果在三四十岁就对当时的自我有现在的眼光和要求，那是多么美妙。这可能是此生最感遗憾也无可追回的。第十七、后记：2022年10月于躬耕书院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第一次写如此长的文章。

人生是无穷动的过程，回忆中描述的那些人和事已成过去，犹如昙花一现，一切均是一瞬间，包括名利、恩怨情仇、理想、事业、婚姻、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绝对，在人生的过程中，想抓住的那些，没有一样可以留住。

但人在成长过程中，与之同行的是向往、是梦境;现在转身回看，伴随回忆的是难以触摸与言说的互相交织的温馨与伤感。人们终其一生寻找幸福，最终的结局却是化为灰烬。在痛苦的海洋中，幸福只是一个小点，如同婚礼的一刹那以为幸福从此降临，却只是幻想，随之而来的是为实现理想和活下去的抗争。这么想来，发现在孜孜以求的人生旅程中，理想一旦实现，紧随而来的就是痛苦，没有例外，它们犹如孪生兄弟，就像此书的名字一“悲喜同源”。第十八、汤唯在书的《序》中说：

“读书，读的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思考，写书人用自己的人生照亮了别人的旅途，虽然这光明抑或是灰暗可能因人而异，但消化之后都可以成为自己成长的营养。我以为，这样便是读了一本有用的书。”

【最新的好消息是，陈其钢目前的病情稳定，这位将一生轻盈和光亮都写进旋律的音乐人，如今正在用顽强的斗志与疾病和平相处，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他现在北京。

而历时7年追踪拍摄的陈其钢个人传记电影《隐者山河》已于2025年11月在全国正式公映。

刚刚过去的2026年8月，西雅图交响乐团正式发行了由著名指挥家张弦执棒的现场录音新专辑，其中精选录制了陈其钢的代表作《蝶恋花》与《走西口》。

【传承与未来读书会】第313期推荐阅读的书是陈其钢的《悲喜同源》，时间是2025.12.2，可我刚才去翻微信图书，这本书好像已经下架了。

于是，我就把这7000字的《悲喜同源》摘录作为【散记】一篇，又温习了一遍。】

张家卫非洲百日散记(2026.9.7.第2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