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为什么曾经要死磕以色列（第62天）

张家卫

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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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化，就不得不再说说埃及人的宗教信仰，而且也能解释为什么埃及此前与以色列会如此较劲，而如今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演变成了什么样子？

现代埃及是一个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导的国家，穆斯林人口占了90%左右。

不过，埃及也保留了约10%的本土基督徒，被称为科普特正教会。

科普特正教会的信仰来自于有名的“圣家逃难”，即圣经《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为了躲避犹太国王大希律的屠杀，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儿耶稣逃往埃及，并在埃及生活了数年，足迹遍布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等地。

这段历史让埃及成为了除了现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圣地）之外，唯一有耶稣基督亲自踏足并生活过的土地。这给后来的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自豪感，成为科普特教会信仰的基石。

科普特（Copt）这个词，在源头上其实就是埃及。而科普特人最初的意思就是埃及本地人。

如果打开埃及与中东地区的地图，就会发现前面所言的西奈半岛，是埃及领土中唯一位于亚洲的部分，是连接非洲与亚洲的唯一陆桥，也让埃及与耶路撒冷和中东地区发生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度纠缠。

有名的西奈山位于半岛南部，而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后，就是在这座山的顶峰与上帝对的话，并领受了“摩西十诫”。而建于公元6世纪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就坐落在西奈山脚下，属于圣地一样的存在。

在古代中东的宏大叙事里，地缘政治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一头是两河流域，另一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而耶路撒冷恰好处于钟摆的正中心。

耶路撒冷在地理上是征服者的必经之路。当埃及强大时，比如新王国时期，法老的军队会越过西奈半岛，向北征服耶路撒冷。当两河流域的帝国，比如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崛起时，就会向南碾压，踏平耶路撒冷之后，直扑埃及。

就我的观察看，与其说耶路撒冷是“多灾多难的圣城”，毋如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幸地被夹在埃及与中东的传统强权之间，成了两大板块碰撞的碎石带。

无论如何，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座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老城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十字路口”。

古老埃及在其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它不仅是中东历史的参与者，更是希伯来宗教和伊斯兰教演变的关键催化剂，尽管埃及在【圣经】中的角色一度属于大反派。

《耶路撒冷三千年》这本书特别值得去看。

书中认为埃及是犹太民族“立国神话”的发生地，因为如果没有在埃及法老统治下的受苦，以及随后的 “出埃及记” ，犹太教核心的律法、十诫以及对“应许之地” 的极度渴望就很难形成。

关于埃及是基督教避难所的描述，前面说的埃及科普特基督教的来历，讲的就是这事，至今开罗仍保留着古老的科普特区。

回看历史，阿拉伯帝国在公元7世纪征服埃及之后，开罗就逐渐取代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我们熟悉的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以及之后的马木留克王朝正是以埃及为基地，出兵收复了十字军占领了有200年的耶路撒冷。

埃及开罗有一所千年历史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以及与其一体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至今在全球逾15 亿逊尼派穆斯林的心里，拥有着无可替代的精神灯塔与最高学术权威地位。

爱资哈尔的最高领袖被称为爱资哈尔大伊玛目。他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天主教中的教皇。

在现代，爱资哈尔大学不仅是一所宗教学校，还发展出了医学、工程、人文等现代学科。也是埃及政府向整个阿拉伯和非洲世界输出“温和、理性伊斯兰教义” 的核心阵地。每当中东出现极端主义思想时，爱资哈尔的权威学者往往会站出来进行正本清源的驳斥。

正因为此，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世俗化的阿拉伯国家，都将开罗视为对抗宗教极端化、输出理性宗教话语的思想大本营。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奉行“温和、理性伊斯兰教义”的埃及，会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对抗以色列最激进的“反以急先锋”和中东“火药桶”呢？

盘点下来，原来埃及与以色列的较劲，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世俗政治与领土。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整理了四个角度：

1，动员的旗帜是世俗民族主义，而非宗教圣战

在埃及与以色列打得最凶的纳赛尔时代（1950—1960年代），埃及的立国之本并不是伊斯兰教义，而是纳塞尔提出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当时的纳赛尔政府与以色列死磕，高喊的口号是“阿拉伯兄弟是一家”，抗击以色列被定义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爱资哈尔大学所倡导的温和宗教教义，并没有阻止埃及去打仗，因为在埃及人看来，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是超越宗教的民族道义与人道危机。

2，老大必须要承担的“领袖税”

当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如果埃及不出头，它就会瞬间失去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为了维持“中东盟主” 的地位，埃及被历史架到了对抗以色列的最前线。

3，从道义之争变成了领土之争

1967年爆发了 “六日战争” （第三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以埃对抗的性质。这场由埃及人导演的合围战，没想到被以色列反手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埃及的西奈半岛也全部占领了。

至此，如果说以前埃及打以色列是为了帮巴勒斯坦兄弟出头，那么从1967年开始，埃及是为了夺回自己的领土、洗刷失地耻辱而战。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埃及人展现出了极其惨烈的战斗意志，可惜的是又打输了，但是也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埃及人的斗志。

关于六次中东战争的原委以及结果，我在2022年的【张家卫以色列百日散记】中有详细评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4，正因为 “温和、理性”，所以埃及成了第一个转弯的国家

埃及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理性与务实”，不仅解释了它为什么打仗，更解释了它为什么能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的阿拉伯国家。

在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打得民穷财尽，经济濒临崩溃。1979年，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顶着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开除公籍、视为叛徒的巨大压力，亲自前往以色列并随后与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用“承认以色列”换回了全部的西奈半岛领土。

可惜的是，萨达特总统在两年后的一次阅兵式上被国内的极端宗教分子刺杀。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让极端分子的算盘落了空。萨达特遇刺后，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步入了长达40多年的“冷和平”与“战略硬合作”阶段，倒是凸显了埃及的“温和、理性”。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控制加沙地带之后，埃及与以色列在官方和军事层面的合作变得越来越“硬”，双方从昔日的死敌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安全伙伴。

埃及政府同样将巴勒斯坦极端宗教势力视为自身的国家安全威胁。每当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比如在2023到2026年爆发的一系列加沙冲突中，埃及由于其独特的双重身份，既是阿拉伯同胞，又是与以色列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理性国家，所以始终温和地扮演着巴以冲突“首席调停人”的角色，这也恰恰是其理性宗教与务实政治基因的延续。

由此可见，现代埃及人不仅在血统上流淌着古老法老的基因，更在精神上继承了古老文明的沉稳与韧性。他们既是信奉温和、理性教义的穆斯林，更是当代地缘政治中维护中东和平不可或缺的‘刹车片’。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向务实清醒的冷和平，衷心希望现代埃及可以用跨越数千年的东方智慧证明，他们无愧于这片法老土地的伟大后裔。

现实中的埃及人确实喜欢强调：“我们不是普通的阿拉伯人，我们是法老的后裔。”